文　汪俊彥（2025年度駐站評論人）

《三個傻瓜》由果陀劇場改編自2009年印度籍導演Rajkumar Hirani執導之電影《3 Idiots》，該電影編劇由導演與兩位編劇Vidhu Vinod Chopra與Abhijat Joshi共同完成。這一部充滿印度特色的電影，自首映後風靡全球，根據電影網站IMDB統計，電影獲得印度與全球共64個獎項與30項提名，全球票房達到4600萬美金，大約是13億新台幣。這三位電影主創人員的作品，就節目單所示，均不少獲得其他語言與國家的改編，也不時代表印度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無論從風格或是行銷表現而言，都可以說是「印度」藝術的模範生，大概也是國際上各國最想望的藝術／文化外交的成績。果陀劇場作為臺灣當代劇場界的改編老大哥與好手，耳熟能詳著名如：《淡水小鎮》，改編自Thornton Wilder的《Our Town》，自1989年首演至今仍多次重新上演，深獲臺灣觀眾喜愛；改編《三個傻瓜》無疑也是果陀敏銳且擅長的劇場製作。但《三個傻瓜》與《淡水小鎮》所採取的策略顯然不同，後者透過完整的在地化，直接打造小鎮為淡水，這次的《三個傻瓜》雖然也有部分在地化的改編痕跡，例如阿漢這個角色出身的臺灣家庭訊息明顯，但就整部戲來說，風格一直維持在似有若無的「印度」、「臺灣」，甚至也不時帶著「歐美」的元素。當然這些年來，果陀對各種小說、影集、劇本、漫畫的改編不在少數，呈現劇場的各種方法不在話下，一篇劇評無意也無能處理果陀所有的改編策略，但《三個傻瓜》的美學設定的確又是果陀引領觀眾的音樂劇代表作之一，其與《淡水小鎮》截然不同，但效果依然不俗，也同樣擄獲（很可能是同一批臺灣）觀眾喜愛，本文想試著分析箇中奧秘。

在節目單中，製作團隊不約而同地都提到作品不限定於印度的觀點，無論是音樂總監丁乙恆寫到「風格上跳脫原先濃厚的寶萊塢音樂色彩，融入更多元的亞洲、東南亞相關的音樂風格」；舞台設計彭健宇提到「《三個傻瓜》的世界與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看似相近，卻又彷彿存在於另一個象限的空間」；或是服裝造型設計沈斻提到「希望改編成一個亞洲風格，但看不出確實時空背景的環境」。「印度」在這次《三個傻瓜》之中，扮演著既具備原著人物角色的身份，卻又不時稀釋成為另一個「象限」、「東南亞」或是「更多元的亞洲」。

平心而論，《三個傻瓜》的導演手法雖稱不上創新，但有為有守地掌握了果陀的粉絲，或者說貼近了由果陀自八〇年代後期形塑臺灣音樂劇場表演風格的觀眾。作品整體而言，節奏流暢、情節起伏有致，場景調度上能運用簡單的安排，就能達到劇場創造表演效果的有效性，主旋律歌曲也能建立觀眾對於題材本身的核心理解。演員表演也相當不錯，也是因為角色刻劃本身並不算太複雜，男、女主角的英雄設定，反面人物帶著令人討厭的可愛，配角們也能不時製造劇情的衝突與緊張，所以演員能夠更全心集中於肢體舞蹈與維持歌唱技巧的掌握。

三個傻瓜（果陀劇場提供／攝影劉人豪）

而設計與美學的定位則是我認為這齣戲最值得討論的部分，原作《三個傻瓜》的設定透過全球視覺媒介的傳遞，深植觀眾的「印度」早無以取代，但一部「還原」、「重建真實印度」的改編作品，可能不是果陀對於臺灣觀眾的判斷。所以果陀採取了既隱約嗅得到印度線索，但在語言、角色背景設定、服裝與場景上，都採取印度、普世與本地元素的折衷與採用，既非成套的「印度」登場，歌隊裡的天使聖母基督、陰間尊者地府都一同入詞，服裝貼片、配飾的印度串珠，更別說標準化的西裝外套都沒有扞格之感。當然，前提不是緊盯著《三個傻瓜》如何需要「印度」；而我認為，恰恰相反地，或許是印度需要《三個傻瓜》。

進一步仔細分析，其實無論是在電影《3 Idiots》或是果陀《三個傻瓜》當中，「印度」所提供的訊息集中在人物設定、民族符號、服裝或語言口音的表現上，但牽引觀眾情感的故事與事件，卻相當通俗且普遍；無論是聰明帥氣的男主角、美麗機智的女主角、或刁難的長官、令人憤怒的反派，或窮困的男配，遭遇難題的困境、團隊齊心協力的決心等等，都滿足了世界各種國籍、民族的觀眾在共感一場全世界競爭型國家都具備的升學與現實社會狀態。換句話說，原著劇情本身也可以說不是再進入任何印度情感的脈絡，而是透過表演印度風格的特殊，卻共構在經驗當下全球的敘事之中。從這個視角來看，印度與臺灣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兩者也都是全球表徵的分身樣態。當我們以為演出中，看起來「不印不台」或是「或印或台」都指向了同樣的情感認同（或困惑）。在這裡印、台其實可以不斷地被置換成西方、歐美或亞洲：任何觀眾想要投射或認同的慾望身份；但其實背後所預設的情感邏輯或民族類別從來沒有截然的對立。也因此在劇場裡，果陀能直接將印度作品建立了一條通往臺灣觀眾的共鳴之路，恐怕從來就不是臺灣有多瞭解印度，也不是所謂的印度故事多麼令人感動；而很可能是製作在選擇印度如何再現的時候，或是臺灣觀眾如何親近印度的時刻，就已經被整合在全球敘事的情感分派之中。而這不僅僅是果陀對臺灣或華語觀眾的敏銳判斷，同時一開始也是Rajkumar Hirani、Vidhu Vinod Chopra與Abhijat Joshi的「印度」發言位置。在這裡，是印度需要《三個傻瓜》，得以進入全球的標準化秩序之中，無論是寄望在劇中更為呈現「印度」的故事，或是打造模糊的「亞洲」，更或是希望更全面地在地化改編以致於可以看到「臺灣」，其實沒有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