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邱安忱的筆下的人物，展現強烈的慾望使得每個人的行動線相當明確、透明，利用多種自由權利側擊回應白色恐怖與人權迫害時代的壓迫體制。不僅如此，當身為中年傳統男子意外發現了自己的父親和兒子皆是「酷兒」時，他反而從一名「受難者」轉為扮演「加害者」，突如其來的驚嚇和挫敗感令阿文開始正視與自己不同的臉孔，的確是為「苦難之外」的經歷開展新的敘事路徑可能。（簡韋樵）

《被遺忘的》的美學猶如一首蕩氣迴腸的惡之華，以「新」的再生產場域中涵納異己與少數敘事，重返不可化約的具體經驗，把握苦難身體的感知。如果我們剝去1984年台灣工殤議題，這作品依舊是成立的，那它和「記憶」主題關聯又是什麼？（簡韋樵）

一位德籍作家湯瑪斯・梅勒（Thomas Melle）以自己為模型的仿真機器人透過「講述表演」（lecture performance，以下稱「講演」）闡述著自己患有躁鬱症的不穩定問題及「我是怎麼克服恐怖谷理論（uncanny Valley）？」它翹著腳，時而轉頭環視觀眾、眨眼，並發出一些感嘆聲、咳嗽聲等，在講話時還配著些許適當的手勢⋯⋯（簡韋樵）

在《戲中壁X》中，鍾喬不只是一名後繼的追尋者，而是以「挑戰者」之姿去叩問劇中人，頗有馬克思主義劇作家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辯證傳統意味，似乎彼此都在尋覓啟示的可能，而非等待著被啟蒙。然而X是誰？（簡韋樵）

不僅如此，在河堤、小巷、岔口、通道等地，我們聽到內容似乎是來自於廣播頻道的播客，正接續播放著進他者在描述刑場前、獄中、出獄後的景況，以及審訊後的「自新」和遺書的內容，「我」帶著耳機，聽著將死之際的言書，卻看著雜揉的建設和街上的芸芸眾生，因為恍神（trance）而迷失在個人的內在體驗與遐想，生成一種孤立的瞬間，因這般抽離，才能保持對歷史與人物間的距離；參與者以新的語境去介入歷史，使遭粉飾太平的景象，在現時（now-time）日常中湧出革命潛能。（簡韋樵）

總的而言，筆者同意「藝術的工作必須使人覺醒」前，自我勞權意識的反省示意要的。常常我們想盡辦法地對他者的窘境有著深刻關懷，抱有保衛弱者的決心，卻忘了體制加諸於身上的不正義。（簡韋樵）

演員們不管是從意識的覺醒或者說出自己的理想，不停在「我是誰」的層次上重新解構和主體建立。從「我的名字」、「我的身份」到「我的幻想」，最後齊聲大喊：「我是女人」，彷彿從奮力自我創造下破除了「揭開婚紗，我就是沒有影子的女人」無名狀態。（簡韋樵）

若此劇想要以「紀實」基礎為主，為何會用一場在真實世界沒被證實的陰謀論來為城市的慘況進行卸責？單單將其人物特意地妖魔化、威權化，創作能以倡議者之姿維繫群眾的討論動能嗎？城市的更多病徵也被色彩濃烈的「神話」抹消，劇裡不同社會群集的生命經驗何以在短短的情節中展開政治上、社會性的問題延伸？（簡韋樵）

《愛唱歌的小熊》從蔡焜霖先生的受難經驗，編作繪本，並改編為同名親子劇。⋯⋯對年幼者要何以啟齒這段殘酷不堪？該從什麼角度關心著「轉型正義」？訴說的限度應畫在哪邊？他們需要知道多少？又能真實感受到什麼？皆是創作者需要衡量和不斷自我審視的必要步驟。（簡韋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