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如此，在河堤、小巷、岔口、通道等地，我們聽到內容似乎是來自於廣播頻道的播客，正接續播放著進他者在描述刑場前、獄中、出獄後的景況，以及審訊後的「自新」和遺書的內容，「我」帶著耳機，聽著將死之際的言書，卻看著雜揉的建設和街上的芸芸眾生，因為恍神（trance）而迷失在個人的內在體驗與遐想，生成一種孤立的瞬間，因這般抽離，才能保持對歷史與人物間的距離；參與者以新的語境去介入歷史，使遭粉飾太平的景象，在現時（now-time）日常中湧出革命潛能。（簡韋樵）

總的而言，筆者同意「藝術的工作必須使人覺醒」前，自我勞權意識的反省示意要的。常常我們想盡辦法地對他者的窘境有著深刻關懷，抱有保衛弱者的決心，卻忘了體制加諸於身上的不正義。（簡韋樵）

演員們不管是從意識的覺醒或者說出自己的理想，不停在「我是誰」的層次上重新解構和主體建立。從「我的名字」、「我的身份」到「我的幻想」，最後齊聲大喊：「我是女人」，彷彿從奮力自我創造下破除了「揭開婚紗，我就是沒有影子的女人」無名狀態。（簡韋樵）

若此劇想要以「紀實」基礎為主，為何會用一場在真實世界沒被證實的陰謀論來為城市的慘況進行卸責？單單將其人物特意地妖魔化、威權化，創作能以倡議者之姿維繫群眾的討論動能嗎？城市的更多病徵也被色彩濃烈的「神話」抹消，劇裡不同社會群集的生命經驗何以在短短的情節中展開政治上、社會性的問題延伸？（簡韋樵）

《愛唱歌的小熊》從蔡焜霖先生的受難經驗，編作繪本，並改編為同名親子劇。⋯⋯對年幼者要何以啟齒這段殘酷不堪？該從什麼角度關心著「轉型正義」？訴說的限度應畫在哪邊？他們需要知道多少？又能真實感受到什麼？皆是創作者需要衡量和不斷自我審視的必要步驟。（簡韋樵）

鍾伯淵讓角色道出心底，卻不借用本身的「口」脫出話語，而是再安排一位矇眼演員替他們開口，以「攣身自我、複像自我」向觀眾、對方坦白一切。透過另一個自我返身覺察，以「矇眼」使自己的眼不見世間，反能破除眼界的侷限與障蔽，從「內觀」而探悉靈魂，觀照自我。（簡韋樵）

筆者則認為此問題依然是回到生產關係與美學判斷的辯論；更重要的依然是，民眾或族人何以將意識反省作為自主行動的基礎，利用劇場或其他媒介結盟群體關係，起碼，在文化重建中能夠撫慰著族人對認同即將喪失的徬徨、焦慮之心，追思、紀念著那些已逝去的臉孔，並以民眾感性藝術實踐挑戰所謂舞蹈被認為該有的細緻度和創新性，讓自身對族群的情感便在災後的再生中迸發而出。（簡韋樵）

擬音師的奇特動作又幻化出何種聲響。但就算「聲音」被看見了，筆者認為，在擬音師取之於日常素材的「造音」和模仿，反而助於激發孩童對生活事物的觀察心及好奇心去試圖理解和玩味這世界的變化無窮，其實藝術的映現隨意可見（聽）、隨處可成。（簡韋樵）

就連轉型正義的工程在國家促轉會行使下，施作對象面對當年的「真正的匪諜」總是特別的心虛，顯然是被政治不正確的意識形態主使當成歷史棄料⋯⋯。在非黑即白、善惡二元對立的疆域裡，民眾又如何窺探被看不見的殊異史觀，拾起動輒被不認可、被遮蔽的民族記憶？（簡韋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