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元二○七○》在社區紀錄這塊,團隊與受訪者之間恰如其分的融合與表現,有其美好的純粹自然流露,但劇場這一塊,或許是材料過多難以取捨、或許是設定的末日主題過於龐大,來不及在兩小時的劇中鋪陳與深化。現在的人們,對末日預言已不陌生,面對末日,人類該如何應對?如何自處?不同的觀點,或許是讓人更迫切渴望看到的。(藍舸方)
《西元二○七○》在社區紀錄這塊,團隊與受訪者之間恰如其分的融合與表現,有其美好的純粹自然流露,但劇場這一塊,或許是材料過多難以取捨、或許是設定的末日主題過於龐大,來不及在兩小時的劇中鋪陳與深化。現在的人們,對末日預言已不陌生,面對末日,人類該如何應對?如何自處?不同的觀點,或許是讓人更迫切渴望看到的。(藍舸方)
當後段的虛構無法聚焦議題,前面的回憶似乎記憶也跟著鬆脫。觀演到最後,我有點迷失不知道這齣戲確切想要處理與探問什麼?倒是鮮明著阿嬤現身的磚窯故事、燈籠師傅實際編織的畫面與演員手持的盞盞燈籠,兩者在扮演的虛構將踏實了真實,為湮滅的敘事找到了紀錄的意義。(黃馨儀)
以紀錄劇場形式進行關乎「未來」的想像,正如《西元二○七○》概念所言:「卦山下,齊聚十一組學員們真實的想像共同體」然,未來奠基於現在以及過往,土地上切身的經驗故事和過往記憶,似極劇中開頭末尾出現的象徵物件──《諸葛四郎》漫畫,它存在於不同場域中,橫跨過去、現在、未來。(陳麗君)
今年藝術祭添上一個新主題——未來冒險王,不難了解策展團隊所有規劃的藝術行動欲關懷的目標,是彰化的下一步與可能性。然而,是想要誰來冒險彰化的未來?誰的未來有冒險的空間與膽識?紀錄劇場《西元二O七O》或許能看出一些端倪。(楊智翔)
無論是《單向封鎖》或是《揚帆》都是企圖很大的作品,因應處理議題的複雜性,也嘗試不同的觀演互動模式,期待就此達到不一樣的體驗與討論。然而不可諱言的也是,當觀演關係變得複雜與開放,作品本身的結構設計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因為要能有效地「互動」,那就必須給予觀眾真實的權力與自由。但這之中又有一個困境:觀眾的自由須有意義與真實,卻又要能夠是團隊能夠處理與管理的──一切必須經過良好的設計。(黃馨儀)
在此作中,導演壓抑住創作者過多的戲劇性想像的慾望,更多讓位給被表現主體(太魯閣族人)來發聲而非又奪走他們的話語權。這讓我看到「劇場─社會─創作(者)」的關係、以及劇場接近真實的一個可能作法和態度,也就是面對這類演出(尤其是應用劇場),劇場工作者可慎重思考是否不必要過多的戲劇化、虛構(調味)真實,……(林偉瑜)
讓身體回到歷史的「共時性」中,是紀錄劇場一項很鮮明的功能。《非常上訴》以這樣的元素,進行以當下剖析歷史的行動。因為時空架構在法庭上,我們發現從過去到當前、從戒嚴到解嚴後的今天,法庭所象徵的威權或權宜轉換,並未有太大差別的轉變,且處於相當類似的脈絡底下。(鍾喬)
如果兩廳院作為「國家」藝術廟堂(正如同其建築形式所示)的具象空間,《馬密》登堂入室不啻是白先勇《孽子》裡諸妖孽進入廟堂的光榮時刻,然而這看似勝利的凱旋時分,為何在舞台上依舊是一片哀戚,而且鬼影幢幢?(許仁豪)
延續「紀錄劇場」工作坊之構思,卻缺乏紀錄劇場核心的辯證性,讓人不禁思考檔案擺放與再造難道便是紀錄劇場?戲劇本身所欲拾回是遺忘的故事還是捏造的事實?(黃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