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為策畫團體替代地點方案的浮洲，就像它幾十年來夾在板橋和樹林車站之間的漂流身世一般，狹窄的街道、公寓年代的建築環境、工業時代的失落遺緒、合宜住宅的犧牲地，又因當天落雨，天黑之後行為啟程，增添了幾許寂寥，而在觀看諸種行為以後，落寞的詩意蔓延，不禁要讓人將《港都夜雨》改寫為《浮洲夜雨》。

究竟，行為藝術家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將自己的行為，不取寵地「地方化」，諸種行為中顯影的地方（浮洲），如何通過行為現場化地製造行動中的身體？這裡所指的「行動」可以／可能是什麼？當藝術家以行為顯影平常並未接觸的地方，在行為之中如何呈現倫理自身？包括，在「重新渴望地方」的整體趨向下，行為如何呈現關係的真實？

《浮洲現場》結束後兩週，我在台南遇見其中一位參演的行為藝術家張婷詠，等待有名的紅茶搖好之餘，她告訴我，她在浮洲尋找「什麼是讓身體超過負擔的」（大意如此），我不知道這是她步入浮洲當刻的自然感應，抑或從以前到現在她一向依循此原則做行為，但卻帶我回到那一天在浮洲，觀看她那件在巷弄路道的行為。當時，我很戲劇，很角色地聯想到不斷吸入粉塵的製造業工人：

她把椅子（在台南聽她說才知道，原來連雙線都顯得擁擠的路道兩側各劃了一條白線，有點像是人行道與車道的分隔線，聽說，這是里長很滿意的政績）放在路道靠一側，不影響行車的位置（這也決定了她不站在批判的立場），臀部壓住一根橫向的木條，木條上綁著一只裝有麵粉的塑膠袋，她迅速快起快坐，因為坐向、風向等因素，麵粉會向她自身撲來。她重複著，一次又一次，就像工人終日與機器、工廠為伍，不一定沒有意識到資本主義及異化，更像是深刻認識到生存終究先於生活，工廠就是一座集中營，自己已經變成機器。

在荒原藝術一樓咖啡館的空間，張婷詠與蔡蔡（蔡欣穎）合作了一件行為。兩人對坐，一手將半顆西瓜執於臉前，桌上放著好幾把餐刀，兩人用另一手，失去視線地觸握，將餐刀舉起，用力插向對方的西瓜，一把又一把地互插。然後，兩人臉部靠近，用力以插滿餐刀的西瓜互擠，刀柄與刀鋒，將兩半西瓜修復為一，而因互插、擠壓，流滲的汁液，卻是這件行為的註腳。承受西瓜、刀柄、刀鋒與對方施力的重量的臉，西瓜，刀柄與刀鋒，是這個關係中的三個層次，可是每一個層次的施力、靠近或互擠，其實銳利的一面都指向自己，在不同層次的施力的權衡，或許才是一種現場，一種「力」的現場，很激烈，可也具有理性。

於是乎，柳郁豪在回收場發給觀眾杯水，卻又不是發給每一位觀眾，發完後也沒有任何示意，就只是逕自把剩下的杯水一一喝完，然後接著把身後的桶水一飲而盡，看似要與觀眾「交換」其實相反的狀態，（所謂的在地性）是多麼脆弱又真誠。我也不會忘了在這座里長與里民共同維持的小回收場，在白瑩行為的結尾，同時也是蔡蔡行為的起始，盛裝雨水的炒鍋在桌面上晃動，沒有瓦斯爐（支撐的結構），沒有火（失去生活的激情），只有無盡的漂泊，落寞的詩意。

回收場前，里長的家。白瑩行為的起始。她透過里播音系統，讀唸一封從里民提供，重組、改寫過，充滿漂流、勞動、移動與愛情的信。這是浮洲的抒情，地方的抒情。有人發現，對面公寓有女人走到陽台，聆聽，後來也聽里長說，有里民來抱怨太吵。起源於同一件行為的兩者，不正說明了，地方之愛是怎麼樣的脆弱與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