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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則是尋求他人的代理,把他人帶往我所謂的「人物導向」的維度。在此,我們不妨把Claire Bishop的「活人裝置」改譯為活體裝置。《村》的生命政治便在於此,不是根據它對疫情的指涉,而是很實質出現在作品身上:玻璃屋這個活體裝置。(陳泰松)
9月
02
2020
就《村》來看,我不從觀者角度來看「間離」,而是參與者,因而不是在劇場空間裡用來鍛鍊批判意識,而是在影音互動的展演空間裡做出行動:如何自處,發明脫逃或反饋策略。這互動,說是發生在密室裡亦無不可,但不是指它的實體空間,而是它的規制與運作;這是透明系統的密室,製作單位指稱的「環形監獄」,說是進行(監)看與被(監)看、偷窺狂和暴露癖的共構,一種合法化的共謀。(陳泰松)
9月
01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