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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祖母悖論》是觀眾與團隊集體共作的劇場展演,除了演出內容由參與觀眾所提供,給觀眾參與以及介入的比重也幾乎佔了該作品的一半,觀眾參與作品的程度已上升到可以與創作團隊相抗衡的位置。(羅倩)
九月
10
2020
《村》則是尋求他人的代理,把他人帶往我所謂的「人物導向」的維度。在此,我們不妨把Claire Bishop的「活人裝置」改譯為活體裝置。《村》的生命政治便在於此,不是根據它對疫情的指涉,而是很實質出現在作品身上:玻璃屋這個活體裝置。(陳泰松)
九月
02
2020
就《村》來看,我不從觀者角度來看「間離」,而是參與者,因而不是在劇場空間裡用來鍛鍊批判意識,而是在影音互動的展演空間裡做出行動:如何自處,發明脫逃或反饋策略。這互動,說是發生在密室裡亦無不可,但不是指它的實體空間,而是它的規制與運作;這是透明系統的密室,製作單位指稱的「環形監獄」,說是進行(監)看與被(監)看、偷窺狂和暴露癖的共構,一種合法化的共謀。(陳泰松)
九月
01
2020
《天竺》的當代性意義,並不在於集體創作、涉及當代議題或探討社會問題,也不是加入現代樂團或使用uber eat等潮流,而是過份大方地將私領域作為一種美學來展現,恰恰體現當代青年的生存日常。(楊禮榕)
十一月
26
2019
 
從《家庭浪漫》、《島嶼酒吧(臺北版)─地瓜情味了》到《新人類計劃:預告會》,是先把故事說好,而不直接與大歷史、政治、命題做連結,反而另外尋找新的方法——以情境、互動、參與、魔術娛樂的方式找回人與人真實的連結,並重新建立新的說故事方式。(羅倩)
八月
20
2019
故事如何在我們反覆的決定間被解讀、或是不被理解?其刻意安置於感官(聽覺與視覺)認知間的矛盾,究竟打造出何種語言,甚至,如何再製意料之外的語境?(吳岳霖)
十二月
24
2018
導演跟編劇絕不會觀察不到整體結構上的鬆散、部分因果邏輯的脫節以及大量無效支節的存在。保留它原生態流通中「無用」的真實狀態,高負荷的多元文化穿插,並配以遊走於邊緣的「語碼混亂」,就是這齣戲最大的文化特徵。(杜明哲)
五月
30
2018
進港浪加上貪食德的成員所創發的獨特劇場性,很重要的一部份來自於演員與角色的不界定。在許多的情形片刻,如他們不惜形象醜扮或全力以赴的身段表演時,如同戲曲演員般,同時傳遞了身體技藝與角色掌握的雙重性,而透露出對於表演這項行為的高度認同。(汪俊彥)
五月
21
2018
評論者如何面對這樣的劇場表現、如何書寫更是一種挑戰。在多半不夠精準的表演裡,包含時不時的笑場、拖拍,以及不大清晰的發音、不明確銜接的對白,卻詭異又不協調地搭配上了極度精準的燈光、音效等「技術」。(吳岳霖)
五月
16
2018
《來去天竺借本書》像是我的一次民族誌體驗,彷彿讓我更理解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如何觀看這個世界,他們與人溝通的方式為何?他們對於生存現實的感知因為視聽科技革命已經「進化」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而在這個新的「盜夢空間」裡,他們如何完成自己的「駭客任務」。(許仁豪)
五月
16
2018
導演丟出了極大的痛苦詰問,一切就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毀滅中,找到殘破與受傷的身體,然後重新許願?最後產房一景,背幕拉開三角空間,白色燈光收束在手術台上,前場一片黑。生產的這一幕像極了靈堂,迎接新生也同時迎接毀滅。(汪俊彥)
十二月
16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