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多近，才能看見一個地方？展覽透過現地演出，該如何更加彰顯無法言說（或不必言說）的作品概念？我想，《包在我身上》試圖透過創作凸顯地方的異質與新貌，或許尚未抵達目的地，然而所開啟的地方創作方法與可能的提問空間，仍具有一定程度的新／心意。雖然小小短短的，演出卻也相當耐人尋味，值得再靠近一點看看。（楊智翔）
將四位極具風格的藝術家作品並列呈現，確實可見不同領域的創作習性與差異化的思考模式，⋯⋯。據此，我們得以回頭檢視自己領域的核心精神與實踐，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問題與屏蔽。（徐瑋瑩）
近年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帶頭將目光投注在亞洲鄰近國家，蒂摩爾古薪舞集的國際交流，也有意識地往亞洲鄰國尋覓具文化特色的交流對象，汲取傳統為寶藏再將之轉變為當代表演藝術。此次的一系列工作坊為學員（團員）們打開了認識亞洲樂舞的一扇窗。（徐瑋瑩）
東海岸宜灣部落的阿美族音樂學人Lifok黃貴潮，生前因雙腳不便，不像其他族人、獵人一樣經常走山入海，而是將畢生心力投注音樂製作與研究；或因時代、個人際遇等種種因素，他的旋律與心境和當今的原住民流行音樂有所不同，而他的影響力在東海岸至今仍無遠弗屆，化為許多音樂人及樂舞作品的底蘊。（施靜沂）
如果說沈浸是劇場，是在創造世界，讓觀眾主動參與並共享經驗，那《Good Night & Good Morning》確實成功達成了這個指標定義。不過這個創造卻又很狡猾，因為其依附在「同居公寓」的真實場域之中，再用「沈浸劇場」挑撥的現代人嚐鮮的好奇感，尤其在無法出國的疫情時代，參與者是想沈浸在劇場裡？還是沈浸在外宿的公寓裡？（黃馨儀）
相較於台灣其他各地發生的行為藝術活動， LIPAF最大的特色就是「部落」，把原先部落所沒有的、在台灣具備前衛藝術特質的行為藝術反身引入部落。⋯⋯將時間範圍擴展到冉而山創團迄今來說，LIPAF同時也是一個冉而山社群化的節點，其進而與近年太巴塱部落及其週邊（光復鄉）不同組織、空間的社群化相互交織，時有交疊。（吳思鋒）
《冉而山國際行為藝術節》的行為藝術演出，已經遠遠超越了「民眾劇場」的時代特質，藝術家們各自獨立的表演，已不再單單處理冷戰或是戒嚴的歷史，而是針對台灣當代的多元脈絡提出獨特地建言，在這些行為表演中，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友人不同文化背景的凝聚，彼此乘載著各自的傳統底蘊，和現代文明社會交織的迴響，透過行為藝術成為最好的表達媒介，開拓出一種多元發聲的台灣當代性。（張懿文）
《鏈反應－臨場展演單元》選定的演出場地川端橋除了空間性的連結還有今昔的時間性連結，酸屋的策劃命題圍繞改建的橋體，橋樑「連結」的意象輔助，在表演者、觀者、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間產生拉扯，進而產生對話，在我看來這也是酸屋與其他團體之間異質所展現的特殊。（徐念廷）
城市公園時常被冠以「都市之肺」，有其調節意涵以及銜接城市與自然的作用，但陳俊宇的 《Asthma》和李敏如的《解鈴還須繫鈴人》顯然不同意這個說法，兩表演「偶然」引起的民眾檢舉，也再消解了「都市之肺」的語法，或反證了將綠光河岸公園做為過渡空間的展演性。（吳思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