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明白編劇刻意地製造生活，卻也漸漸稀釋了作為背景的「核災」。同時，刻意地打造日常，卻絞入一種日常的枯索，難以化解整部作品被凝聚不散的沉悶氣質。（吳岳霖）

劇中悲感，當是來自於人物亟欲逃脫悲劇而無能為力的苦。甚至，全劇詮釋目標，不該是日常的輕，而是生活。輕，只是努力生活過程中隨之而來的附加作用。 （吳政翰）

劇本的輕描淡寫確實透過時間的累積呈現戲劇感，但導演仍需耗力將觀者拉回當下的劇場性，倘若就劇本與導演的施力方法而論，確實在處理上容易陷入兩難。（邱書凱）

在這幅日常圖景中，災害一開始就被定位為記憶，閃爍在話語的隙縫間，只能用幽微的感性去捕捉，不許辯證，不被體現。既嗅不出社會大環境因此產生的任何變化，也看不見個人肢體因此留下的傷後印記。（林乃文）

種種物件營拼湊「末世後」的荒涼與疏離感。但當戲開演，演員的專注力大多投注在「悲傷」的重現。災難所遺留下來的種子就是悲傷嗎？ （張敦智）

重大災害創傷症候群，與刻意營造的日常生活瑣碎的即景並置，卻相互扞格，撿選出來的生活片斷，也只呈現斷面的結果，觀眾無從建立投射於角色的情感，對於她們承受核災有形／無形的苦痛，也無法感受。（ 葉根泉）

在八十分鐘的演出中，無論作者或導演，似乎無意對劇中主角所走過的旅程，採取任何立場、詮釋觀點，以致於觀眾除了看到一個老掉牙「同一時間、不同選擇、不同人生」之仿作之外，沒有屬於現場觀眾「當下」之人生世故、社會處境的內容連結。（謝東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