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這個不完全現身的「人」，或是導演刻意現身的「機器」，一場作為「不是真人」的演出，對我來說，不是人或機器的科技虛實問題，而是藏在預先被假定作為某種普世人類未來想像與認識下，不會有問題也沒有問題的科技藝術下，直接由導演暴露而且當放置到台灣後，更引出更多問題的觀看、判斷與否認。（汪俊彥）

如果日常果真是敘事最常面對的難題⋯⋯那麼，放棄語言，或許會是值得一再嘗試的敘事手段。噪音印製的《虛擬日常》一開始最讓人期待的，便是舞台四角各放著不同樂器⋯⋯（趙弘毅）

一位德籍作家湯瑪斯・梅勒（Thomas Melle）以自己為模型的仿真機器人透過「講述表演」（lecture performance，以下稱「講演」）闡述著自己患有躁鬱症的不穩定問題及「我是怎麼克服恐怖谷理論（uncanny Valley）？」它翹著腳，時而轉頭環視觀眾、眨眼，並發出一些感嘆聲、咳嗽聲等，在講話時還配著些許適當的手勢⋯⋯（簡韋樵）

《浮游體》對我而言，不只是表達新住民從原生環境移居另一城市過程中不斷嘗試與努力融入當地社會，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同與安定，更是讓我反思我的人生中，面對到新階段時我如何面對這樣的不安⋯⋯（林奕君）

評論者難以將死的說成活的，觀眾亦不必在第一時間將活的打成死的。綜上所述，說《大III》沒有新意可能是太輕易的誤判，但這種「重複的感覺」潛在襲來之時，是否也會讓我們開始「目盲」？抑或許，創作者如果能夠「還想看」，我們也永遠期待創作者能夠爬到「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境界，繼續觀照大世界、看破娛樂場。（謝鎮逸）

音樂基底與聲響設計，聯合音場的全面包覆與擴散，一方面讓這個決戰天台是當下人物情緒自問自答的喃喃「心聲」，另一方面也讓天台變成了「賭性博物館」——即搜羅了賭城的急速車流聲，也典藏了歷來墜樓者的無數掙扎與決斷見證，鬼影幢幢。 （謝鎮逸）

只是，回扣此次製作理念：探索與詮釋約翰．凱吉、摩斯．康寧漢的精神時，更想探問的是：三方作品究竟如何透明，又如何交織？以及為何是採取如此的表現形式和方法？面對當代舞蹈的多元、包容與變異，舞蹈語彙與內容完成的說服力才是意義的建構。然而，內容與形式的雙重匱乏讓整場演出只是「並置」了三個作品而已。（鄭宜芳）

就此兩作來看，或許落差即在創作者與觀演主的「文化敏感度」。只是不能否認的是，文化敏感度需要時間培養，也指涉到文化群體自身，還有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對該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文化本身的複雜性。從《沒有害怕太陽和下雨》到《阿忠與我》，我都感受到「靠近」的困難，因此一方面欣喜於創作者的展現、多數觀眾正面的感受回應，卻也憂心於隱藏於美學下的意識陷阱。（黃馨儀）

藉由對日常生活的深刻凝視，周書毅眼中的阿忠，已是個經常與輔具共同行動的精神個體。輔具了決定阿忠的運動方式、身體姿態、心理狀態，輔具也是書毅與阿忠之間的溝通中介。如此一來，人機共舞成為「阿忠與我」的重要篇章，周書毅—輔具—阿忠，連結成彼此差異分明，同時分工合作的異質合體，進行各種身體重組的圖景。（林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