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們不管是從意識的覺醒或者說出自己的理想，不停在「我是誰」的層次上重新解構和主體建立。從「我的名字」、「我的身份」到「我的幻想」，最後齊聲大喊：「我是女人」，彷彿從奮力自我創造下破除了「揭開婚紗，我就是沒有影子的女人」無名狀態。（簡韋樵）

此番思考並非在否定李秀珣長期蹲點與媽媽們培養的生活與革命情懷，這也是第一次我在觀看與民眾工作的作品時如此強烈感受兩者的主體對話，也即是兩方已有共同的信任度、彼此成熟了才能在作品展現。已經交融的工作者與參與者，下一階段會再如何發展？如同秀珣說的：「是石岡媽媽們推著我走，而不是我推著媽媽們走。」或許當《梨花心地》已作為二十年歷程的回顧與媽媽能肯認女身的階段完成之作，下一階段可能可以有不同的工作關係。（黃馨儀）

客家媳婦的自我賦權與解放如何和農作生活、客家文化、傳統價值辯證與互動，尚須更多的展演、書寫來討論。我相信這也是石岡媽媽劇團必須再走二十年的理由。而此，不是為了革命，而是透過在地實踐與溫柔卻有力的行動，朝向更為平等、自由的理想國度邁進。（徐瑋瑩）

客家女性受到父權宗法制度壓迫的種種符號滿溢在場上，流暢的場面調度，讓媽媽們有時心甘情願進入妻子與母親的角色，有時又批判性地審視自身，爭取自由。反覆的焚香燒金儀式一再召喚祖先盤桓不去的幽靈，媽媽們想自由卻又走不開，在祖先的凝視下心甘情願地，日復一日為了梨樹結果而勞動，年復一年來到半月池洗刷族人的衣物，「成為自己」是無解的衝突矛盾，二十年的戲劇實踐背起的卻是一輩子的沉重宿命，每一步只需幾秒的走位，都承載著一生漫長的苦行。（許仁豪）

戲劇工作坊的引入絕不是只是成發式的「表演」她們的故事而已，如何將這幕「民眾劇場」外部化於社會更大的認知，內部化於感訓場所對身體唯一禁錮的規訓思維，大概是戲劇工作坊進入新竹、彰化兩地青少年監獄仍待開啟的繼續動力。（紀慧玲）

主創團隊在闡述歷史的同時，好像又不斷地反問自己「為什麼由我們說出他們的故事？這又是憑什麼呢？」，在這不斷的辯證與反思當中，或許才能跟當事者更加靠近，作為劇場創作者並不是以一個更高的姿態「協助」受難者，而是源於這些感知，把自身放在跟受難者一樣的視野。（陳品禕）

自落幕的劇場這端回首那一刻，我才明白鎮魂的真實意涵：那遠不止是血緣、地域或族群的連結，也並非藏諸名山、僅供研究的不宣之秘，直到投身於鍛冶社會變革的行動，直到在社會上形成並持續存在對應的政治和思想力量，直到讓舞台上的空席由另一雙手接過、安放、入座以前，鎮魂的行動都尚未終結，《范》劇中的提問仍要繼續。（張宗坤）

王瑋廉向來是個誠實面對自己的創作者。這樣的誠實也展現在整個演出高度自覺的後設結構，即其可能顯現出來的一種戲謔之輕，畢竟慘烈的左翼革命歷史從來不在這群演員的生命中刻下痕跡。作為後世來者，這演出並不試圖忠實「再現」范天寒等人的悲壯歷史，以寫實主義的紀念碑，或是報告劇的烈士塔，將受難者烈士化，再現其「殉道」過程，讓後世「信徒」瞻仰先烈犧牲自我的偉大，穩固信念，鞏固信仰。（許仁豪）

筆者則認為此問題依然是回到生產關係與美學判斷的辯論；更重要的依然是，民眾或族人何以將意識反省作為自主行動的基礎，利用劇場或其他媒介結盟群體關係，起碼，在文化重建中能夠撫慰著族人對認同即將喪失的徬徨、焦慮之心，追思、紀念著那些已逝去的臉孔，並以民眾感性藝術實踐挑戰所謂舞蹈被認為該有的細緻度和創新性，讓自身對族群的情感便在災後的再生中迸發而出。（簡韋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