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非僅僅是一個身體技術、音樂或美術素養的培訓，更重要的是引入職能工作者專業的引導，對生命進行回顧、錨定、重新整理，展開對自我和他人的理解與和解，在知道我是誰、我可以是誰後，每個樂齡參與者才得以立基與此之上重新誕生、轉身與轉生。於是如何慶典、為何狂歡，便在可追蹤的線索裡逐步構出形貌，而觀察的面向與書寫的範疇，自然該因應不同質性的展演而擴充可能的認識途徑。（梁家綺）

如果說演出者的脆弱是重要的，參與的觀眾會不會也有同等內隱的脆弱值得在這個場域被安穩的承接，同時也確保他們足夠強大到承接他人的脆弱？如果故事不僅止於聆聽，我該如何參與你的故事──尤其當我的參與必須得涉及自身的私密，我有沒有說「不」的權利？（梁家綺）

是否年輕一輩所創作的戲劇就必須被賦予八〇年代小劇場時期那種激進、顛覆的盼望？將近2020年的此時，年輕的創作者已從不同的世代土壤裡長成，他們會有自己的課題與話語，與其提出「象徵前衛與創新」，不如從王墨林所說的「小劇場已死」開始，死亡後才有可能的新生，可以褪去框架。（梁家綺）

若將劇場作為回應社會議題的載體，或是將戲劇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過程，跟報導文學或類似於台灣真情系列的電視節目／報導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或許就是在虛構與真實的相互角力。（梁家綺）

他們奇異的重新縫合各種邊界，提供了一種途徑，直指城市的形狀可以如何建構、如何觀看，一座城市的樣子從來都不會（也不能夠）完全被界定、重現與建構，它是變動的，憑藉身體、記憶、歷史、虛構的囈語，每時每刻都有打版重製的可能，時而可見，時而不見，卻可以是如此真實的。（梁家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