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何橋》從個體去窺見所身處的台灣歷史事件，《輪迴道》從外在台灣的時空環境，去回顧個體所站立的時空座標位置，雖有從內到外、再從外到內不斷循環，時間上的永劫回歸，但無法迴避《輪迴道》的角色指射所形成的屏障，在於這些事件的發生都離我們很近，無法像是看待「台灣五大奇案」拉出適度的時空距離，讓觀者可以置身事外、「客觀」去看待；當觀眾如此主觀去逼近，各自有對於此事件的看法與情緒，很容易讓觀眾因與自己的想像不同，有所「疏離」而出戲，難以融入於劇情之中。（葉根泉）
縱使文本的處理方式一切得宜，仍卡在創作者為何選擇演出此一劇本。「難道就不能因為很好看，很感人嗎？」老實說，我也一直這麼問自己。然而若只是基於這樣的動力，並沒有不說不快，將思想承載於一齣戲的初衷，到底是如何工作，如何完成的？回過頭來，我的「不滿」或許來自於淹過自身的好奇心──好奇創作者為何選擇說這些話，好奇看到他與這主題之間的關聯。期待於節目冊上找到答案，找到一種論述，但或許因為字數限制，導演只表達了自己對劇本的一見鍾情，以及「希望是能與更多觀眾共鳴的主題。」（林柏華）
在華人家庭倫常之外，這個作品還說了什麼？如果單以華人家庭來解釋整起悲劇的發生未免也太過蒼白，甚至是歸咎給外力的不負責任。家庭的問題不僅存在於過去記憶，也在於人本身──是人的欲望，對於被認同的需要、控制的需要才導致了衝突。（宋柏成）
顯然我們很難指認出均凡作為紀錄片工作者拍了什麼，如同當均凡拿著攝影機鏡頭對著觀眾時，其實不是對觀眾放映，那是「我」在拍攝，像是一種形式的擺拍。然而觀眾並不呈現在舞台上頭，最終，攝影機該意味著什麼呢？（羅倩）
追根究底，面對更多大型場館已落地生根的現況，若要避免台灣自身劇場創作生態的傾斜甚至崩潰，需要的是對創作者更直接的信任。除了給予在大型場地創作的機會，更應該有擔綱藝術總監、或駐館戲劇顧問的可能。（張敦智）
我認為《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欲發散出的同理心是雙向的，並非單指要讓人明白同志的艱難，同時也是劇作家試圖探問反同人士的複雜，並且將這重重的矛盾情感交予馬密來表現。（郝妮爾）
《馬密》以愛滋創傷為起點，以個人記憶折射歷史敘事，從「我」到「我們」之間試圖拉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政治命運寓言。然而其質疑真實建構的美學本質，必然讓這樣的共同體療癒目的枉然。（許仁豪）
如果兩廳院作為「國家」藝術廟堂（正如同其建築形式所示）的具象空間，《馬密》登堂入室不啻是白先勇《孽子》裡諸妖孽進入廟堂的光榮時刻，然而這看似勝利的凱旋時分，為何在舞台上依舊是一片哀戚，而且鬼影幢幢？（許仁豪）
《麗晶卡拉OK的最後一夜》讓大多數觀眾能夠藉此接觸並理解、同理卡拉OK工作者，並看見小人物在社會中的掙扎、困境與情感。（林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