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這樣，那麼所謂交流，實際上也只是在文化層次成為西方國家作品的一縷點綴。我想這並不是一個健康的文化交流所樂見的結果，也因此再次重申此問題的嚴重性。一切還是要回歸對文化交流的想像，才能重新調整計畫背後的目的，究竟它只能被綁在一場演出、一個製作當中，還是能夠產生什麼更長遠的、更對等的辯證、交換與對話？（張敦智）
當主體複雜性遠大於國族概念所能籠罩的範圍，前者的豐富性、與後者的單薄便同時顯現。回頭來看，非常奇異地，當主體內在複雜性未能明顯超越國族定義範疇時，我們依然簡單地傾向以共同體思維當作辯證之重要軸線。（張敦智）
《葉瑪》的演員身體，我認為是假定語言為真以後，能量高低走向的載體。這種高低走向又有兩個去處，一個去處投向觀眾，另一個演出者投給彼此。觀眾擁有的選擇其實很少，要嘛相信，要嘛不相信。表演非常精緻，但坦率到讓人感覺粗暴。（劉純良）
來自國外的身體訓練，並以此乘載單一作品，對臺灣劇場創作而言，難以造成任何後續效應。樂觀來說，能力會累積在演員身上，但對整體環境而言，無法延續的技藝卻只會消失，到頭來更像一場虛耗。（張敦智）
由葉瑪主體性的缺失，與負面的母性形象，合理推測出這齣戲的悲劇來源並非無法生育以及殺夫的結局，而是「被壓迫」的事實。甚至不單只是壓迫，還有囚禁。（郝妮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