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品文的《少女須知》系列，用廿一世紀的視角回應上個世紀出版的同名書籍「《少女須知》一本教導女性如何做一位少女的『指南』」。⋯⋯如果每個時空都有一本女性指南，千禧年的台灣女性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潘洛均）

2011年由何曉玫、盧健英共同策畫的「鈕扣計畫」已邁入第十年，英文名New Choreographer雖然指向編舞（家），但更大意義是讓台灣觀眾看見、認識很多旅外打拚的優秀舞者⋯⋯過去多年，「鈕扣」召回舞者單打獨鬥上場，2015年開始邀請夥伴同行，今年更大變革是，讓旅外舞者與台灣舞者共同演出。（紀慧玲）

《雙排扣》分為兩檔演出，呈現四支「未完成」的作品。演出中穿插了講座形式的製作人與創作者訪談，由對話得知，每支作品發展的時間短則不到兩週，長則不超過一個月，加上空間與疫情等等限制，使得創作者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推出時長十來分鐘的作品。因篇幅有限，本文僅討論林燕卿與周章佞的〈發酵中〉，以及蘇品文與董柏霖的〈阿媚仔與珍姐〉。（李宗興）

本文書寫《雙排扣》系列中的三件作品：〈發酵中〉、〈遺室〉、〈阿媚仔與珍姐〉。（張懿文）

過去，眾人對於舞蹈的想像時常是一種關於身體的「美學形式」，或是只有藝評家才能夠詮釋的「抽象藝術」。然而，在短短二十五分鐘的表演裡，舞者們卻以高密度的文字訊息（梅艷芳的〈女人花〉歌詞、紙條上的字詞、董柏霖創作的〈1974〉歌詞、〈What’s up〉歌詞）作為一種身體的「前言」，邀請大家不斷重複的進入一個「陌生語彙」去練習感受或理解身體的溝通方式⋯⋯（胡育榕）

《少女須知（後）》的「後」暗示了三部曲的完結，但所產生的意義卻不斷綿延，就連寫作的當下，詮釋與意義依然不斷翻轉，而無法給出一個結論。但對沒看過前兩部作品的我來說，「後」可以解讀為「post-」，對於身為觀者的我來說，意義與詮釋產生於觀賞之後的不斷思考，因此《少女須知（後）》不是一個敘事的結尾，而是一個意義生產的開頭。（李宗興）

現場電影的出現讓我們感受到，面對無窮變化的未來，「藝術永遠不斷嘗試打破媒體與文本的界限，使用不同的方法與技術來創建最終的內容」。一個反映「當下」的藝術行動，就是藝術的目的，在疫情期間驚鴻一瞥的《靜觀未來》本身立證了一個行動：「在困境中，與未來對話」。（紀慧玲）

延續近期影像之於劇場的討論；現場演出多半召喚觀眾的「觀看」，劇場錄影帶來的似乎是觀眾的「凝視」。劇場裡觀眾的注意力常是相對發散的，他們的目光不總永遠投向有動作台詞的角色，而是在整個舞台上四處流竄，更不時溢出舞台之外⋯⋯相較之下，當劇場以攝影機為媒介被記錄後，便被賦予特定的觀看角度、距離、範圍⋯⋯（洪姿宇）

今年《微舞作》的「觀演關係」是我認為最能激發自身思考的面向，而待釐清的是關係的形式是否需要更多暗示？又或者，可能會引誘什麼樣的觀賞者？無論如何，我認為這三支作品都擁有想像與提問的空間，而這種空間可以如何培育？（劉純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