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處理工廠的人造腸道已無生氣，盆景本體需要的樹液若也無法流動，失去這樣的視野被看見，則這場降神祭會勢必淪為嘉年華（Festival）的熱鬧而已。自然在這個被展示（Performance）的空間裡，一切都要被仲介化為摹造的材料（Object），如象徵「自然」的盆景予以再造的整姿作業，造音如盆景造枝，不同聲音造就不同意味，盆景的不同樹形對「自然」也有不同的能指性，而污臭史在這裡進行一場現代性的論証卻是付之闕如。（王墨林）
相較於台灣其他各地發生的行為藝術活動， LIPAF最大的特色就是「部落」，把原先部落所沒有的、在台灣具備前衛藝術特質的行為藝術反身引入部落。⋯⋯將時間範圍擴展到冉而山創團迄今來說，LIPAF同時也是一個冉而山社群化的節點，其進而與近年太巴塱部落及其週邊（光復鄉）不同組織、空間的社群化相互交織，時有交疊。（吳思鋒）
《冉而山國際行為藝術節》的行為藝術演出，已經遠遠超越了「民眾劇場」的時代特質，藝術家們各自獨立的表演，已不再單單處理冷戰或是戒嚴的歷史，而是針對台灣當代的多元脈絡提出獨特地建言，在這些行為表演中，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族友人不同文化背景的凝聚，彼此乘載著各自的傳統底蘊，和現代文明社會交織的迴響，透過行為藝術成為最好的表達媒介，開拓出一種多元發聲的台灣當代性。（張懿文）
《鏈反應－臨場展演單元》選定的演出場地川端橋除了空間性的連結還有今昔的時間性連結，酸屋的策劃命題圍繞改建的橋體，橋樑「連結」的意象輔助，在表演者、觀者、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之間產生拉扯，進而產生對話，在我看來這也是酸屋與其他團體之間異質所展現的特殊。（徐念廷）
城市公園時常被冠以「都市之肺」，有其調節意涵以及銜接城市與自然的作用，但陳俊宇的 《Asthma》和李敏如的《解鈴還須繫鈴人》顯然不同意這個說法，兩表演「偶然」引起的民眾檢舉，也再消解了「都市之肺」的語法，或反證了將綠光河岸公園做為過渡空間的展演性。（吳思鋒）
現場電影的出現讓我們感受到，面對無窮變化的未來，「藝術永遠不斷嘗試打破媒體與文本的界限，使用不同的方法與技術來創建最終的內容」。一個反映「當下」的藝術行動，就是藝術的目的，在疫情期間驚鴻一瞥的《靜觀未來》本身立證了一個行動：「在困境中，與未來對話」。（紀慧玲）
此命名巧妙地疊影了我與非我、家空間與藝術空間，先結論地說，這樣的疊影製造了邊界的模糊，藉以拉出對權力的凝視；一部分模糊生活與藝術的邊界，尤其是在藝術空間不斷建構著家的敘事，一部分延伸展件，持續模糊觀與演的關係。（吳思鋒）
「飄浮身體」展覽聚焦在藝術家長年關注的階級衝撞、社會壓迫等議題，作品多探討日常生活中的界線⋯⋯而展覽期間的展演《阮兜》，則回歸水谷藝術的家屋空間，以「家的想像」為核心命題，結合行為藝術、舞蹈、互動、裝置、現場演奏等各個領域的創作者及表演者，共同丟出自身對家的詮釋。（蔡孟凱）
這次的作品較為完整，也表現情感與詩性，但卻好像沒有陳孝齊以往行動藝術作品中，在街頭與人直接衝撞的企圖。⋯⋯沒有直接與藝術家正面交談的機會，也許觀眾會因為恰巧欣賞到一段前衛的表演而感到幸運？或是因為這樣超現實的情境，而深思其中的情感？（李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