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蜉光》傳達出創作者對無家者議題的基本概念：「無家者與你我沒有不同，誰都可能是墜落底層的人」。透過三人對話揭示的無家者無奈的背景、街頭生活的艱困與底層勞動生活的辛勞，意圖打破社會普遍對無家者的既有印象──懶惰的、髒亂的。（楊禮榕）

「讀劇」在《寄身釵裙》裡，是形式、是內容、是象徵、是符號，除文本精彩、演員精湛外，導演的涉入不只畫龍點睛，甚至讓人覺得這個文本就該使用這樣的讀劇形式；更難得的是，這個劇本還是新編歌仔戲文本。（程皖瑄）

問題在於，我們出於什麼，認定一齣作品具有感動當前觀眾的要素？一齣作品處理了什麼議題，又具備怎樣的美學和意識型態的特殊性？這些要件都需要歷史化作品的發展情境，也就是歷時性的視角，才有辦法充分討論。「日本當代讀劇祭」展現的，正是偏重歷時性或共時性的文化詮䆁光譜。（王威智）

雖然這次讀劇祭的宣傳給人「時間與經費不夠，但又想推廣若干劇本，因此只能以讀劇方式呈現」的印象，但這種表演類型其實擴張了大家的美學視野，不只有壓低製作成本的經濟意義。（張又升）

《我所經歷的性事》將六位參演長輩的生命故事編年羅列，使其相互交織、互為對照，以「性」作為觸發，更多的是在這字眼下，關於身體、關係與情感的記憶，並以此展現每個個體的獨特歷程，也在生命大量密集匯流之後，又消逝於共同中。（黃馨儀）

《我所經歷的性事》指出的一種戲劇可能介入這個困難議題的方式，不是向觀眾索討認可──認可三十年前的人們也有慾望，認可三十年後的他們也依然對愛與性充滿期待和實踐的能力，認可他們也有公開談論這些經驗的權利，而是劇場可以直接提出挑戰，指出觀眾同時必須承擔的責任。（洪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