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定義的狹隘幸福觀被反覆提及，卻變為當代人唯一的奔頭與希望。整體而言，可惜角色無跳脫社會架構的詰問，編劇也未細寫個人悲劇背後的資本邏輯脈絡。（劉沁）

編劇掌握了人物的情感流露與細膩表現，在詼諧中潛藏著殘缺的遺憾與不捨。但文本的結構內容，顯然並非是為了該演出空間所設；與其說，期待這個空間會演出什麼內容，不如說是在觀看該文本如何被塞進這個空間。（游富凱）

演出文本已經是結構完整的產品，而不是奠基在厚實的場域田野研究基礎上「長」出來的有機過程，於是觀演縱使帶入了浸沒式的樣態，但是從體驗上來說還是非常偏向傳統的美學式舞台，而非帶有「臨場危險性」的社會型表演。（許仁豪）

導演跟編劇絕不會觀察不到整體結構上的鬆散、部分因果邏輯的脫節以及大量無效支節的存在。保留它原生態流通中「無用」的真實狀態，高負荷的多元文化穿插，並配以遊走於邊緣的「語碼混亂」，就是這齣戲最大的文化特徵。（杜明哲）

結尾的音樂好聽有力，演員對於語言表演的曖昧與操弄，隨著不同世代原有生活語彙的差異，也會跟著有差異。越接近劇本創作的世代，其理解越快，曖昧越少。換言之，越老越容易覺得語言與聲音的表演有著曖昧的距離。（劉純良）

進港浪加上貪食德的成員所創發的獨特劇場性，很重要的一部份來自於演員與角色的不界定。在許多的情形片刻，如他們不惜形象醜扮或全力以赴的身段表演時，如同戲曲演員般，同時傳遞了身體技藝與角色掌握的雙重性，而透露出對於表演這項行為的高度認同。（汪俊彥）

評論者如何面對這樣的劇場表現、如何書寫更是一種挑戰。在多半不夠精準的表演裡，包含時不時的笑場、拖拍，以及不大清晰的發音、不明確銜接的對白，卻詭異又不協調地搭配上了極度精準的燈光、音效等「技術」。（吳岳霖）

《來去天竺借本書》像是我的一次民族誌體驗，彷彿讓我更理解下一個世代的年輕人如何觀看這個世界，他們與人溝通的方式為何?他們對於生存現實的感知因為視聽科技革命已經「進化」到了一個新的境界，而在這個新的「盜夢空間」裡，他們如何完成自己的「駭客任務」。（許仁豪）

創作者在現實所觀察到的歧視確實存在，但展演卻忽略其社會成因與條件，以截然不同背景，複製大量空洞的歧視，供展演機器本身消化與吞食。這是為了展現歧視，意外施加於觀眾的異化。他們的生命經驗本身不適用於此，只能因應商品陳列的空間邏輯改變自己的行為，並因此遭批判與分析。（張敦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