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劇《金鎖記》演出曹七巧「嫌貧愛富」的選擇了姜家，而非小說中曹大年利慾薰心的害了曹七巧；更虛構當年同時提親的「藥鋪小劉」角色，營造曹七巧愛慕虛榮的咎由自取。這樣的改編小說原著，固然可以加深了曹七巧令人可恨的正當性，卻忽視了負面人物身不由己的「其情可憫」。（王秋今）
評論的評論更能使人產生超出自我以外的觸發，實際上觸發我對《千年舞臺》的再思考倒非演出本身，而是多篇評論，它們立論極佳，使人從不同觀點獲益，進入其書寫脈絡時我能認同各評論人的解讀。但同時也激起我的自問，為何我的觀看並沒有得出類似的理解？（林偉瑜）
誠然《千年舞臺》是以「紀錄劇場」的方式呈現，意即魏海敏在舞臺上的所有「臺詞」，都是排練場上她曾說過的話。但是，亦不可否認一切皆經過導演編排，被賦予新的意義。這本屬於導演的工作範疇中、是導演之於作品的權力。甚至，導演關於「政治的詮釋」本身也非問題。問題在於，當政治性強烈的幾位藝術家遇上一位完全不政治的演員，魏海敏的聲音在其中難免被削弱。「政治」面向的詮釋聲音過大，使得魏海敏，甚至整個臺灣京劇扁平化。這樣的呈現效果，可能也非導演的本意了。（許世霖）
是什麼樣的集體政治無意識，讓我們甘願一再迷信「國際大師」，一次又一次引發爭議，然後一次又一次繼續熱衷投入跨文化國際共製？這些作品從生產到流通的過程，是否牽涉了文化不對等的問題？又是否產生了有意義的跨文化新美學？其製作與展演機制，牽涉什麼樣的在地與全球權力關係？又是否服務國際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強勢邏輯？（許仁豪）
觀眾在這位京劇演員的生命故事自敘中不僅看到了「外省人」在台生活的縮影故事，也了解到京劇是如何在國民黨政府出於「復興中華文化」的思想文化運動動員下，藉由軍中劇團的成立，茁壯成長於台灣這塊島國之上。⋯⋯魏海敏在片段的角色扮演中亦展現了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影響⋯⋯（吳依屏）
《千年舞臺，我卻沒怎麼活過》時間軸的起點可以往回推至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舞臺上的攝像及影片則搬演彼時迄今的台灣發展史。這是一個新加坡導演的詮釋，或者，是否我們亦可就此解讀成：這極可能是一個（或任一個）外國人看待台灣過往政治及國民政府殖民歷史的觀點？（黃俊凱）
這些都是台灣京劇在一九九○年代全球化浪潮下，在傳統與現代的拔河間，嘗試創新的當代之作。這個歷程是京劇逐漸擺脫政治干擾，回頭尋找藝術性的過程，在許多的研究裡都已經有詳細的論述。而在王景生編排的展演結構下，京劇當代化的歷程卻成了台灣民主化以及主體性確認的註腳。但這樣的台灣主體性是一種什麼樣的主體性呢？（許仁豪）
《千年舞臺》起手式就是將魏海敏個人與台灣政治連結，逼得魏海敏必須不斷提供私人故事，讓個人史成為台灣歷史。但如果有最大矛盾，如果回到魏海敏舞台生涯為主體，或許是魏海敏出生台灣，卻拜北京梅葆玖為師，梅派講究「繁華落盡見真淳」，魏海敏卻演盡壞女人，魏海敏大概真的不想認識台灣政治，但她曾演出京劇《媽祖》——在沒有被提起的解嚴後的「京劇本土化」年代。（紀慧玲）
當代性很常簡化為種種想像跨界拼組京劇與莎劇、京劇與希臘悲劇，或是種種可以無限再生的排列組合，這類的認識與想像實質機制仍是以身份認同主導下文化政治的種種運作。《樓蘭女》對於當代性的選擇，至少在決定三十年後仍實具劇場性效力的音樂表現上，可以看到當時的嘗試顯然不僅僅只是簡單地滿足兩種文化的嫁接，而在不和諧音樂中延伸京劇演員的聲音與身體，當代傳奇劇場沒有打算坐以待斃，也不想息事寧人，就像美蒂雅一樣。（汪俊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