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許東鈞（2026年度專案評論人）

2025年，賴翠霜舞創劇場以《最美麗的醜—美的代價》回望歷史中的身體規訓，探討「美」如何受到權力、宗教與社會規範的形塑。來到雙年計畫第二年，《最美麗的醜—不存在的我》則將目光轉向觀看機制，探問人在社會、媒體與群體文化的影響下，如何經由一次次的觀看、比較、模仿與認同建構自我，卻也在成為他人所期待的模樣時，逐漸遠離自己。

作品透過公開徵選，邀請九位被製作方稱為「走秀群眾」的參與者登台。他們年齡橫跨老少，性別氣質亦不全然落入二元框架，讓不同生命經驗與身體樣貌共同出現在舞台上。這項安排看似延續了作品對單一審美標準的質疑，卻也成為理解作品最終成敗的關鍵。

走秀群眾起初各自穿著素白服裝登場，部分舞者眼周點綴亮片；隨後，他們陸續穿戴各式服飾與配件，甚至將黃色封鎖線、茄芷袋、藍白帆布等日常物件疊加於身，還有人直接把橘白相間的三角錐戴在頭上。搭配彼此呼應的舞蹈手勢與俐落步伐，每個人都以迥異的身體姿態與裝束，在觀看之中標示出自身的獨特。

然而，當素人退場，穿插其中的舞者不再輪番單獨出場，而是逐漸群聚，原先鮮明的個體也開始快速模仿彼此。模仿製造出從眾的效果，又很快轉化為推擠，眾人彷彿爭相宣示自己才是群體中的領頭者。舞者以清晰而強勁的動力，展示雙人與三人之間缺一不可的相依關係：從交纏到推拉，彼此借力使力。只是，當動作被執行得愈精準，舞者似乎也愈專注於完成動作本身，反而在精湛的執行中遺落了詮釋。

最美麗的醜－不存在的我（賴翠霜舞創劇場提供／攝影林育全）

這樣的落差，或許來自作品試圖透過戲劇台詞完成的「跨域」，早已越界到讓舞蹈淪為配角。從舞作伊始至中段，演員安德森扎扎實實地向觀眾闡述「自我在觀看中的矛盾」：人渴望被看見，卻也在這份渴望中，由盲目走向盲從，最終迷失自己。安德森一句句噴吐出台詞，語氣鏗鏘、節奏強悍，舞者則不時配合語句，做出與之相應的動作。於是，身體不再自行生成意義，而是亦步亦趨地替文本加上註腳。

問題並非作品使用了太多台詞，而是台詞、舞蹈與媒介之間，始終未能形成真正的辯證關係。文本不斷替身體說明意義，身體則忙著證明文本所言不假；當語言已將「觀看」、「模仿」、「比較」與「迷失」逐一說盡，舞蹈卻未能留下可供觀眾感受與詮釋的空間。

作品對媒介的運用，同樣在繁複的指涉中逐漸偏離焦點。其中最弔詭的，莫過於報紙的出現。面對舞台上清一色的年輕專業舞者，作品卻讓他們手持如今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常見的報紙；報紙裡又藏著鏡子，使其搖身一變，成為近似平板的自拍介面。安德森談論鏡中的反射世界，台詞甚至出現「像滑平板一樣地放大」——作品一方面以報紙構成視覺場域，一方面又必須借用平板的操作經驗，解釋報紙中那面鏡子的觀看方式。

媒介之間並非不能彼此轉譯，報紙也未必只能指向過時的資訊載體。然而，當作品意欲處理的是社群媒體時代的觀看焦慮，報紙、鏡子與平板之間的關聯，就不應只停留於外形相似或操作方式的挪用。它們各自代表不同的觀看機制：報紙提供的是被選擇、編排與刊載的公共資訊，鏡子召回的是觀看自身的反射，平板與社群媒體則牽涉即時展示、回應與比較。作品將這些媒介接連堆疊，卻未進一步辨明它們如何共同形塑「不存在的我」，反倒使觀看焦慮失去具體的來源。

最美麗的醜－不存在的我（賴翠霜舞創劇場提供／攝影林育全）

議題亦在此後不斷岔出新的方向。作品從人們對美醜、胖瘦與老化的焦慮，突然跳向台灣人因飲用手搖飲而必須施打胰島素降血糖；其他舞者在一旁附和，喊著打一針不夠，還得再打更多。緊接著，話題又轉向瘦瘦針，沿用相同的集體應和模式，一路發展成「全民普發瘦瘦針」的荒謬情境。

這些段落未必與身體焦慮毫無關聯。飲食習慣、疾病風險與減重科技，本來就可能共同構成當代社會對身體的規訓。然而，作品僅以快速跳接與誇張複誦將它們並置，使其更接近一連串時事梗，而未能真正碰觸焦慮背後的權力關係。究竟是誰定義了健康？誰決定了胖瘦的標準？人們追求的是身體自主，還是在醫療、消費與社群目光之間，將自己調整成更容易被接受的模樣？這些問題尚未展開，作品便已奔向下一項議題。

最令人不解的，是全體專業表演者糾結於某則新聞中加害者與被害者之間的不確定關係，最後更將其提升為一場關於真假的辯證。作品從身體焦慮、飲食文化一路跳到新聞識讀與真相的不可辨識，議題看似愈談愈多，核心卻也愈來愈難以辨認。每個段落都可以勉強被收納在「觀看」之下，但「觀看」若足以包覆所有問題，也就可能不再精準地指向任何問題。

到了倒數第二個段落，編舞者揮別先前一落落的報紙，直截了當地讓舞者頭戴平板：有的播放微觀的眼球，有的播放拼貼的臉龐，另有一位舞者以面罩遮住頭部，使觀眾不見其貌，只見其形。此時，作品的視覺指涉已再清楚不過——科技介面遮蔽了真實面容，人被轉化為影像，也在影像之中觀看彼此。

然而，清楚並不等同於深入。平板、報紙、社群媒體與鏡子相繼出現，禮教的束縛、大眾的飲食偏好、身體焦慮乃至形而上的真假辯證輪番登場。身為觀眾，我們究竟該從何處開始理解編舞者試圖傳達的焦慮？與其追問焦慮從何而來，不如先問：這股焦慮究竟為何而起？遺憾的是，這也是筆者歷經這項雙年計畫的兩年後，依舊未能從作品中獲得的解答。

相較於前述文本與媒介的紛亂，作品更致命的問題，其實藏在「走秀群眾」與專業舞者之間的區分。

在最後一段近似謝幕的走秀中，專業舞者與走秀群眾突然共同跳起一段群舞。這段群舞不再具有先前專業舞者整齊劃一的狀態：有人落在反拍，有人朝著反方向移動，隊形與節奏亦不時出現落差。然而，正是這些所謂的「不整齊」，使人不得不反問：當走秀群眾已被編入群舞，被要求與專業舞者共同執行動作，他們難道仍然只是負責展示不同身體樣貌的「群眾」，而不是這支舞作中的舞者嗎？

直到此處，才使人意識到：作品大費周章地公開徵選不同年齡、性別與身體樣貌的走秀群眾，理應是為了讓不受單一標準規整的身體得以被看見；可是，當他們真正與專業舞者共同進入群舞，作品採用的依舊是一套建立於整齊、同步與準確之上的編舞邏輯。於是，走秀群眾原本被珍視的差異，到了群舞之中便可能被辨識為跟不上或不夠整齊。他們起初被作品視為值得展示的獨特個體，最後卻又在專業舞者的對照下，被重新放回接受比較的位置。

最美麗的醜－不存在的我（賴翠霜舞創劇場提供／攝影林育全）

這些不整齊反而如骨牌般，瓦解了作品先前建立的一切。那些整齊劃一的動作、精準變換的隊形，以及文本上振振有詞的宣告，不正是編舞者無意間重新套上的枷鎖嗎？作品試圖批判社會如何以美醜、胖瘦與真假的標準衡量個體，卻又在舞蹈之中，以專業與非專業、準確與錯誤、整齊與失序區分身體。它一面詢問我們如何擺脫比較，一面又提供了最直接的比較方式。

如果我們看見一個人的前提，始終建立於他與別人的差異，那麼，我們看見的究竟是這個人，還是那套用以衡量他的標準？而當作品執著於讓觀眾看見某一種「真正的自己」，是否也已預設了有一個等待被發現、足以被辨認的本真自我？比較從來沒有終點，觀看也從來不是中性的。作品一面試圖揭露這套機制，一面卻未能停止使用它。

舞作最後，編舞者讓最年長的走秀者姜章旋平獨留於台上。他隨著腳步驅動脊椎，在力道的加成下晃蕩雙手。此刻，年齡不再是等待被克服的限制，動作也不再需要透過與專業舞者同步。這樣的收尾，確實具有一種將先前所有叩問一筆勾銷的颯爽姿態，也讓他的身體在短暫的片刻裡，真正脫離比較而存在。

只是，在敘事、媒介、時事與舞蹈動作接連交雜之後，再如何颯爽，似乎也難以理清作品親手打下的結。當一部試圖拆解觀看標準的作品，最終仍以另一套標準辨認身體；當一部追問「不存在的我」的作品，不斷替觀眾說明那個「我」究竟應該如何存在，這項雙年計畫未能釐清的，便不只是自我如何在觀看與比較中逐漸消融，更在於作品從歷史中的身體規訓走到當代的自我觀看，始終未曾察覺那條區分彼此的界線。歷經兩年，作品非但未能將其解開，反而在一次次的梳理中將它愈繫愈緊，終究剪不斷，理還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