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郭亮廷（藝評人及譯者）

「轉型正義」議題在台灣發酵的同一時期，也是各種劇場形式在台灣湧現的時機。沒錯，沉浸式、遊走式、社區或紀錄劇場、新馬戲等等，並不用等到2016年「促轉會」成立才出現，但是這些劇場形式之受到各界回響、機構邀演、媒體好評，多是因為台灣在短時間內變換出各種寫實或寫意的、疏離或殘酷的、唱唸或做打的形式，將劇場當成挖掘白色恐怖歷史的現場。彷彿轉型正義是一道無上命令，藝術家如果不響應，那就不只是不關心政治了，那是不道德。一時間，台灣劇場界顯得特別富有正義感，正義也特別富有劇場感。

然後我就失語了。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奇怪的是，並非問題太複雜，它很單純：藝術家是可以這麼配合國家的嗎？無論官方頒布的政策具有多麽穩當的正當性，無論是為了冤假錯案的平反還是普世人權，無論是為了清理舊的威權遺緒，還是伸張台灣主權，藝術家若是對於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了無異議，大概也創作不出什麼新意了。不先處理這個大問題，評論再怎麼寫，很容易反而造成對於批評的擱置。

政治學者汪宏倫在〈我們能和解共生嗎？：反思台灣的轉型正義與集體記憶〉一文中說，比較貼近「轉型正義」原文transitional justice的翻譯應該是「過渡時期的正義」，它是在國家轉型完成後，如何處置舊政權的修復工作，例如法國大革命後對於封建貴族、二戰後對於戰犯的審判。加上形容詞「過渡時期的」，因為這是一種暫時性、建構中、會出錯，所以要不斷修正的正義，可是翻譯到台灣的語境，它卻變成規範性、奠基性、為了國家好，所以非如此不可的絕對正義。然而，凡是正義感強硬到一個程度，就會反噬正義自己，餵養出新的迫害。因為說穿了，正義，特別是國家推動的正義，背後常常是在煽動仇恨。國家在高舉正義的時候，也啟動了一種製造敵人的文化。

楊牧的詩行中，以破碎的語氣寫道：「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這些不需要象徵——這些／是現實就應該當做現實處理」。正義的問題太急迫了，已經沒有空間留給人寫詩、發明象徵，連藝術家都在現實面前停止想像。但想像是無法停止的，現實裡象徵密佈，於是，話語沈默的片刻，「我向外望／天地也哭過，為一個重要的／超越季節和方向的問題，哭過／復以虛假的陽光掩飾窘態」。

轉型作為排除構造

原本以為「正義」的問題都給楊牧、汪宏倫說完了。最近赫然發現，「轉型正義」的問題或許不在「正義」，而是「轉型」。誠如汪宏倫所指出的，「轉型」的原意是一個有具體歷史脈絡、階段性任務的「過渡時期」，而當前的問題正是用「正義」的超級政治正確和「人權」的普世性，掩蓋了對於現在究竟處於哪一個歷史階段的辨認。我們正經歷的「轉型」究竟是什麼？

蘇哲安（Jon Douglas Solomon）將現階段稱為「幽靈轉型」（spectral transitions）。意思是說，一般所謂「轉型」，是在一個區域範圍內發生的事，比如「轉型正義」就是台灣為了清理過去的黨國威權體制，乃至於對抗眼前中共的文攻武嚇。問題是，這種區域的界分，本身是二戰後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底下的產物，簡言之，就是美國藉由各種亞洲、非洲、拉美的區域研究，掩蓋美國正是這些區域問題共通的外部因素，甚至教人遺忘這些「區域」本身就是美國劃分出來的。美國就是巡視著所有區域，但在所有區域內又不可見的幽靈。事實上，戰後每個角落的「民主轉型」、「經濟轉型」、「數位轉型」無不與它有關，是為「幽靈轉型」。

並且，美國積極介入這些地方的轉型，鼓吹所謂「民主成就」、「經濟奇蹟」，這樣才能讓人忽視美國所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轉型，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苦難。我以為最後這一點，很值得有心於轉型議題的藝術家參考。王墨林和一群年輕朋友最近在新竹陽明交大排演關於日殖時期台灣無政府主義青年的《黑色》，就像他在節目手冊中批評的，台灣的「白恐戲」是將「歷史的忘卻本身當成歷史」。不應該把轉型當成一段抵達光明的成功之路，因為它是一種排除構造，而是要尋找那些在新自由主義轉型過程當中陷落，像黑色一樣深的歷史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