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正熙（2024年度駐站評論人）

1996年4月17日，上千名參與「無地農民運動組織」（MST）的巴西無地農民，在位於亜馬遜河下游的帕拉州地區進行和平示威抗議時，遭到軍警包圍、開槍鎮壓，十九人當場死亡，數十人受傷，是「無地農民運動」自1985年正式組織化，透過「佔領」方式向政府爭取土地權利以來，運動者遭遇最為殘暴的鎮壓行動（「埃爾多拉多卡拉雅斯大屠殺」）。2019年，在巴西極右翼總統波索納洛（Bolsonaro）執政，對亞馬遜雨林和當地原住民肆意破壞侵犯之時，來自歐洲根特劇場的導演米洛．勞（Milo Rau）與MST開始合作計畫，歷經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的中斷，終於在2023年將創作成果搬上舞台：米洛．勞帶領歐陸演員，巴西表演藝術家與社會運動者，與MST成員（包括當年鎮壓行動的倖存者），結合現場演出與預錄影像，將真實抗爭事件的再現，古希臘悲劇《安蒂岡妮》的搬演，和參與演出者的自我省思穿插揉合、對照印證，同樣源自於一場殺戮的兩個故事，而融合成一齣有關人性尊嚴與社會正義的當代悲劇。

就演出本身而論，《安蒂岡妮在亞馬遜》明確的主題性和當代性，編導、表演、視覺、音樂、影像的精彩表現，其實都無需評論，特別是影像中的原住民表演者，無論是扮演角色或擔任歌隊，在古典世界或當代情境中，都展現了強大的情感力量和深刻的思想內涵，而舞台上的表演者，也在角色的再現，與個人對再現的評論之間，流暢變換，具體示範了所謂辯證劇場（dialectical theatre）的表演意識。現場演出與影像的穿插揉合，不僅泯除了真實在場與想像扮演的界線，更圓融地連結了舞台呈現與在地重現，充分實踐古典文本（《安蒂岡妮》）在當代情境（發生在亞馬遜雨林的抗爭）下的辯證潛能，完整表達創作團隊的創作意識：將不同的時空場域、文化內涵、社會條件連結起來，探討共同生命處境的政治意圖。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從政治劇場的角度來看，《安蒂岡妮在亞馬遜》是一場飽含詩意和義憤，時而冷靜站立凝視，時而熱切疾呼宣示的抵抗行動。共同創作的劇場工作者與社會運動者，為我們演示了當藝術介入政治，豐富的藝術性與鮮明的批判性，如何彼此加強，破除兩者互不相容的迷思，而能為我們揭示在以自我為中心、以進步為核心的主流經濟發展論述中，被掩蓋的殘酷真相（原住民的生存危機），被消弭的異議聲音（土地私有化是罪惡之源），被馴化的政治想像（現實主義是唯一可行的選項）。

因此，身在地球遙遠另一端的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安蒂岡妮的悲劇、發生在亞馬遜的悲劇？在悲劇結束之後，又可以做些什麼？

且不論那些仍然堅決否認科學事實的極端人士，人類文明對環境造成的毀滅性影響，應該已是全球共識，各種形式的末世論述，對人類前途提出了程度不一的警示，但，我們真的能夠完全掌握問題的嚴重性嗎？反映在生活日常和社群媒體上的世界景觀，似乎仍是一片光明美好，而我們所擔心的，是無法繼續保有現在的消費生活模式，還是真的憂心人類文明的崩毀？MST成員的遭遇，再次提醒我們這不僅是關乎雨林破壞的現實，更是人性尊嚴與基本人權如何遭到經濟霸權體制踐踏的事實，而這就不只是亞馬遜原住民個別的命運，而是人類全體是否仍能與大自然（地球）共存的嚴肅課題。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安蒂岡妮》劇中的國王克里昂，面對底比斯城長者對安蒂岡妮的哀憐，無動於衷，執意而為，即使先知到來，災難臨頭，他終於認錯，但已無法避免悲劇結局；但《安蒂岡妮在亞馬遜》裡的安蒂岡妮（缺席的演員／倡議者凱．薩拉）說：為了生存，沒有選擇，只能反抗，先知（社會運動者艾爾通．克雷納）說：亞馬遜是一片愛與抗爭的土地，每一天都是一場革命，大屠殺的倖存者瑪麗亞不顧孩子的惡夢與勸阻，堅持繼續抗爭，因為她要「去找一片可以種菜的地方」，才能給她的孩子們「有尊嚴的生存」，在在展現出不接受現實主義妥協，堅定抗爭到底的意志，惟有具體行動，才有可能改變當代安蒂岡妮的命運。

如果，亞馬遜雨林與我們相距太遠，那麼，我們可以回顧三十多年前，就發生在身邊的另一場社會抗爭／劇場行動，脈絡化我們自己的《安蒂岡妮》。

「一九八八年的二月二十日，也稱220民族『驅除惡靈運動』（核廢遷場）運動日，對抗台灣政府、台電核廢殖民的起義日。」

這是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在〈沒有妳，我是殘廢而孤獨的海人〉（收錄於《我願是那片海洋的魚鱗》）文中寫下的文字，他說的是1988年2月22日，居住在Pongso no Tao（人之島，漢名蘭嶼）的達悟族人，與來自台灣本島的一群小劇場工作者，共同於台電核廢料儲存場前舉行的社會運動與報告劇演出，要求政府將核廢料遷離Pongso no Tao。之後，達悟族人又在1989、1991、2012發起多次「驅逐惡靈」抗爭行動，但幾經多次政黨輪替，「惡靈」不僅仍在Pongso no Tao，仍未散去，重啟核四、恢復核能的呼聲竟又再起，運動者夏曼夫．阿原以「少數的」蘭嶼人堅定的反核態度，對「多數的」本島漢人所提出的警示：「你們台灣的人民，並沒有教育好，要去面對台灣最危險、最能夠殺滅的（核能／核廢威脅）」，不啻為尖銳的反諷。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中的原住民歌隊，唱出巴西受殖民帝國與獨裁政權壓迫殺戮的五百年歷史，但「即使我們的世界在五百年前就已結束，但我們仍在這裡」（先知），「過去」就在我們的「現在」（歌隊）；依據同樣的邏輯，達悟族人在自己的民族歷史上，在自己的祖島上「第一次對抗異民族、殖民者，決定了我們民族尊嚴的一役」（夏曼．藍波安）的「過去」，也在我們（原住民與漢人）的「現在」。

因此，在劇場中，我們安靜聆聽專注凝視，為了不遺忘，悲劇結束之後，離開劇場，我們則必須開始想像一個不同的未來，一個不再以自我為中心、不再以進步為唯一的價值選擇，一個能夠真正落實社會正義與人性尊嚴的未來。這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心，但至少我們還有選擇的權力：選擇接收什麼樣的資訊，選擇如何理解無論遠近、真實發生的苦難，選擇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責任。

即使悲傷、痛苦、疑懼，但「每撮塵土灑在身上都是光」，我們仍會有勇氣像凱．薩拉所說：我跟安蒂岡妮一樣，對國家說不，不參與那樣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