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名樺（東海大學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繼 2019 年取材真實案例的劇場作品《重述：街角的兇殺案》，以挑戰敏感、禁忌議題聞名的瑞士導演米洛．勞（Milo Rau）再度來台，此次他與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Sem Terra，MST）合作，結合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的《安蒂岡妮》，在舞台上重現 1996 年 4 月 17 日發生於巴西帕拉州的警民衝突，該事件造成 21 人死亡，數十人受傷，史稱埃爾多拉多卡拉雅斯大屠殺（Eldorado do Carajás massacre），這片土地從此留下難以癒合的傷痕。如今將透過劇場的力量，使這段歷史重見天日，挑戰觀眾對於暴力、權力與人性的理解。

索福克里斯原劇中的安蒂岡妮，為了讓兄長波利奈西茲安息，不惜違抗克里昂的律法，勇敢捍衛家族的尊嚴與信仰。而在巴西，農民們同樣在為生存權奮鬥，抵抗外來的剝削與壓迫。這些看似時空相距甚遠的故事，透過導演手法被巧妙連結，讓巴西土地問題與希臘經典悲劇交織成共通的血淚。然而，在以《安蒂岡妮》探討亞馬遜原住民的居住正義、生態保育等議題之外，錄像中略微提及族群與性別權益問題：「在巴西，如果是黑人或 LGBT，一樣容易被殺。」這是否是一種隱晦的強調？強調除了土地問題所涉及的政治暴力，土地內亦存在居民與居民之間的個人暴力，仍待挖掘與辯證？關於這點，導演並沒有延伸探討，也許是為了維持土地作為敘事主線；也許隱晦本身即是暗示，那些居住於土地之上，卻被排除在土地之外的群體，是巴西內部需要辯證的另一問題。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在舞台方面，《安蒂岡妮在亞馬遜》的舞台設計簡潔卻充滿象徵性：左舞台散佈的簡樸桌椅讓人恍若置身巴西村落，右舞台則擺放了吉他、鼓等樂器，彷彿即將演奏一場反抗的序曲，場上同時存在著像旁觀者的演員與正在演出的表演者、凝視與被凝視。當表演者弗雷德里科．阿勞霍（Frederico Araujo）揮舞著紅色旗幟，藉由音樂引入劇情，觀眾將透過舞台的錄像投影與暴力現場的重現，感受當年巴西土地上的腥風血雨。在錄像脈絡上，鏡頭首先回到巴西公路原址重現抗爭場景，接著來到村落聆聽倖存者組成的歌隊之聲，此後由凱．薩拉（Kay Sara）飾演的安蒂岡妮現身，引領兩個故事互相交融映照：安蒂岡妮在侍衛的窺視下埋葬死於奪權的兄長波利奈西茲；原住民社運人士凱．薩拉在倖存者的淚水中埋葬死於抗爭的少年歐齊爾。

另一方面，演員將一人分飾多角，跨越性別侷限，運用服裝與肢體語言在角色間自然切換，時而換上制服成為警察，時而換上長袍成為克里昂，加害者的暴行與狂妄，常常讓氣氛肅穆且緊繃。透過觀看他者以回應自身，在這個陌生的故事中，你我將窺見哪些熟悉的身影？

無論是警察制服的穿脫，還是舞台地板上象徵土地的紅色土壤，舞台的物件無不流露出沉重的反思。敘事者言及，疫情的發生與擴散讓歐洲跟美洲分開了，是數百年從未發生過的事。不想戰爭卻不得不抵抗，是人類歷史永遠學不會的教訓。落日即將降臨，原住民哲學家艾爾通．克雷納（Ailton Krenak）飾演先知特伊西亞斯（Tiresias）提出預言：某些徵兆正在發生，地球正在發生某些變化。然而，「……我比較擔心你們這些白人，因為你們不習慣面對末日。」先知直指長期的殖民暴力與生態破壞，早已刻印在被壓迫的土地與族群之上，使末日陷入弔詭處境：之於某地是災厄，之於某地是日常。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國家兩廳院提供／攝影林軒朗）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向觀眾提出質疑：當威權抹殺自由、集體壓抑個人、文明掠奪自然，身處其中的我們將何去何從？為此，導演意圖打破性別與身份的限制，當演員跨越角色身份，當「安蒂岡妮們」不再侷限於特定性別與種族，眾人皆是反抗暴力的化身。在錄像末尾，抗爭者們以「歌隊」之姿重生，將悲劇深化為被銘記的集體記憶。我們如何理解遙遠國度的歷史問題，又為何需要理解？也許每個人心中都會擁有自己的答案。《安蒂岡妮在亞馬遜》旨在提醒，劇場在此作為銘記歷史、重拾正義的空間，觀者所能做的，即是在觀看中銘記、在聆聽中理解。只要有人記得，歷史就未曾被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