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白斐嵐（2025年度駐站評論人）

日前參與百老匯聲音指導與作曲家大衛．西斯可（David Sisco）暢談音樂劇詞曲創作的講座，提到任何「合作關係」前提都應建立在「對於挑戰目標要有共識」、「衡量成功的標準需一致」之上。^【1】很快的，這句話就在涉岸会社創團第三個作品《至尊大劫案》得到驗證。

開場，簡單搭建的舞台未有太多裝潢與家具擺設，可快速辨識為公寓室內空間。四名戴著動物面具的角色忽然闖入，大喊「搶劫！」我們很快發現這是一群匿名網站倉促成軍的搶匪，彼此各以面具代表的動物（猴子、豹、狼與水豚，分由鮑奕安、趙欣怡、胡書綿與林文尹飾）相稱，正在為即將登場的銀行搶案進行各種前置演練。同時，我們也從有點兩光的任務分配、沙盤推演，隱隱感覺搶案「成功」的機率微乎其微。

銀行搶案或許如編劇王健任於節目單所言，在台灣社會是很80、90年代的事；但拜通俗影視所賜，當代觀眾對搶銀行可不陌生。相信每個人都可隨手拿出一串相關片單，其中有從搶匪角度（順利到手並脫困為成功）、有從警方角度（阻止搶案為成功），有強調個人英雄主義，也有集結眾人之力、團結力量大的。儘管搶銀行在現實世界有難度，卻是歷久不衰的通俗題材，因其在人們熟悉的日常場景，提供超乎現實的狂想情境——由另一套縝密計畫介入同樣縝密的日常程序。換句話說，藉由兩套縝密系統對撞或彼此滲透，創造系統之外的混亂張力。而在一切的縝密中，人性成為最關鍵的不可測因子。

至尊大劫案（涉岸会社提供／攝影楊詠裕）

近年最有名的影視搶案，應屬2017年首播的西班牙影集《紙房子》，在《至尊大劫案》中也可見相似痕跡：比如以代號相稱的匿名性、搶匪們皆為「失敗者」的人格屬性；以及最重要的，安排一群背景各異的角色，因共同利害關係被困在同一情境。此情境催化不同的性格反應與人際牽扯，干擾或縝密（如《紙房子》）、或兩光（如《至尊大劫案》）的計畫，因而推動故事情節進行。搶案至此，成為某種社會實驗場，得以觀察各自相異的性格、行為模式與養成背景，會帶領團隊走向何種結局。至於搶銀行對社會、經濟體制的批判，則成為連帶的附加隱喻。

體制由「人」所組成，一切都將回歸人性。若說體制是終極型態的「合作」，那麼「我們對成功的標準是否一致」，便是對體制最根本的質疑。回到《至尊大劫案》這宗搶案，我們彷彿在其中看見包括劇場工作在內的各式專案計畫：從彼此互不相識開啟合作，要對彼此私人生活多熟悉，才能順暢溝通？如何拿捏真實自我與角色面具的比例？團隊有人為了金錢、有人似是想找回工作初心、有人為了史上留名，有人則利用行動成就個人名譽。中途加入的「蟋蟀哥」（歐陽倫飾），出錢出場地還提供設備，究竟有沒有立場強行改變計畫路線，讓眾人聽命？事後又是誰該得到最多功勞肯定？台上上演的，雖是現代社會已然絕跡的銀行搶案，卻也是天天上演的團隊合作風景。

另一方面，《至尊大劫案》劇中流露某種「懷舊」，更甚時代回望或社會批判。所謂「懷舊」，非單指遙想戒嚴後期李師科事蹟的傳承緬懷（如劇中蟋蟀哥，自幼立志要和李師科一樣以搶案留名），還有銀行搶案所代表的組織模式與人際關係。的確，現在很少人搶銀行了，因為徹底匿名的詐騙，是更方便、更安全，效率也更高的生財之道（這在劇中也藉銀行警衛「狼」之口略微帶到）。但詐騙並不具備如此集眾人之力的浪漫情懷。搶銀行必須親臨現場，必須彼此搭配，必須規劃動線，必須預設現場人士反應，必須多次排練——要說是夕陽產業也不為過。這點倒與劇場很像，更同時反映於導演手法與角色設定。

即便是劇中設定的搶案計畫，同樣呈現濃厚手作感。很難想像這時代要搶銀行，竟會沒用上任何科技設備，然而劇中雜牌軍便如此以非常「劇場」的方式進行：精心製作（但沒真正派上用場）的銀行模型、以幾張椅子排列組成接應車輛、真槍假槍混為一談。至於最關鍵的「搶案」本身，並未在舞台實際呈現，而成為兩場戲（分別為搶劫前與搶劫後）的簡短過門，以動物造型光影在隔間背板上呈現，還配上猴子哥堅持「任何行動都要有」的歌單配樂。若說搶銀行在劇中成為某種團隊關係、社會組成之隱喻，它也同樣代表已然遠去的「美好」時代。

至尊大劫案（涉岸会社提供／攝影楊詠裕）

在為《至尊大劫案》進行各種意義詮釋時，也不該忘記這是一齣台灣劇場並不那麼常見的喜劇。破除「文以載道」的沉重壓力，所有影射點到為止，《至尊大劫案》以精準的舞台調度、突如其來的轉折、演員絕佳的默契與丟接節奏引人發笑——這絕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畢竟，笑比淚還真實，而淚比笑還廉價。此外，劇中過度強調的枝微末節，切斷話語流動的尷尬空拍，看似不合理卻又意有所指，甚至有種荒謬劇的味道。

從情節與角色設定來看，猴子哥、豹姐、水豚、狼與蟋蟀哥孤注一擲的搶案，註定要失敗。這是一場「對於成功沒有共識」的搶案，選定任何一種「不失敗」的結局（光是失敗被抓還不夠，因為欠債的猴子哥目的是要吃牢飯），都會打破敘事營造的集體性。重點是他們一起，而不是個人——像極了民主社會的縮影，每個人的利益彼此牴觸，卻不能隨便犧牲誰以成就另一個誰。然而故事裡的人們卻又如此鄉愿可愛，大禍臨頭了還掛念著中槍的同伴、想著要幫同伴接小孩。若將其視為社會寓言，倒真不知該為他們笑，還是為自己感到無奈。

從編劇王健任與嚎哮排演合作的音樂劇《別叫我成功：藝術界歸來的兒子》到此次《至尊大劫案》，似是同樣藉由一群「失敗者」，探討「成功」的定義，卻相繼給出不太一樣的結局。成功是由誰定義的？若是各自懷抱不一樣的成功想像，眾人又該如何前進？銀行搶案或許不再輕易發生，卻始終能讓我們思考人生。

注解

1、可參考〈大師相談室：【為表演者量身創作音樂劇歌曲】David Sisco講座側記〉，榮耀基金會官方網站，2025.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