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策畫：玫舞擊、世紀當代舞團

時間：鈕扣計畫2014/08/08-10；驅動城市2014/08/05-14

地點：鈕扣計畫─台北誠品信義店6樓；驅動城市─世紀當代舞團

文 黃鼎云（特約評論人）

「鈕扣計畫」是由「玫舞擊」藝術總監何曉玫發起「讓流浪的舞者回家」的展演計劃。「鈕扣」取其英文諧音New Choreographer，鈕扣二字同時又有連結、縫合個體與母土之間的意涵。自2011年起至2014年已經舉辦四屆。而「驅動城市計劃」是由「世紀當代舞團」藝術總監姚淑芬所策畫，以「串聯亞洲城市交流」為主要目標的展演活動，延續自1997年「小亞細亞－亞洲戲劇/舞蹈網路」的運作精神，自2011年起舉辦第一屆，今年為第二屆。兩位台灣中生代極具代表性的編舞家，不約而同在相近的時間點，以發掘新銳編舞家為己任推出一系列展演計畫，但在策畫方法中卻展現截然不同的方法與想像。

這樣由舞團自辦發掘新銳舞蹈家的計畫，近年並非少見，又如「周先生與舞者們」所辦「下一個編舞計畫」或是「三十舞蹈劇場」的「三十沙龍創作空間駐點計畫」等等。如雨後春筍般的「新秀展演計畫」中，「鈕扣計劃」與「驅動城市」帶有最明確的「國際想像」，並將國際想像落實於策畫面上，正好發表於相近的時間點，彷彿同時為台灣現當代舞蹈提出了一次有趣的討論。

如果世界是平的，為什麼回家的路是彎的？

「鈕扣計劃」藝術總監何曉玫在宣傳短片上說到，「如果世界是平的，為什麼回家的路是彎的？」藝術總監何曉玫感嘆台灣現當代舞蹈發展似乎越來越蓬勃，卻留不住人才，因為「家裡」缺乏舞台，優秀的舞者只好「離家」尋找舞蹈的夢，而這也作為藝術總監何曉玫策畫展演的最主要核心動力。

「舞者回家」跟「舞者離家」是一個很有趣的地理想像，也是現實描述。首先我們先將台灣比喻為「家」，而家的概念在華人社會中的獨特性是融合血緣、宗族、民族的廣闊情感依歸，而這個「家」又恰恰好是座海島，它與任何一塊大陸都隔著海洋，頂尖的舞蹈人才跨越了語言的藩籬，離鄉背井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離家」這是全球化思維下理所當然的移動，為了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而這目標也恰恰好正對西方，我們口中的已開發的第一世界先進國家。

2014年世界盃足球賽在巴西剛舉辦完不久，賽前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的選手都在歐洲踢歐洲杯。世界盃足球賽，這個以「合格國家」作為基礎，以民族主義為單位的比賽方式，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歐洲球隊中混著非歐洲裔的球員很多，而且常常囊括大半。反觀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隊伍，則完全是該民族裔的人，被徵招回國服務。這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關於「回家」的國際想像，或許是正是後殖民國家在解殖路上必經的轉變期。

「回家」在台灣近年的社會氛圍中早已完全淪為情感動員的術語。因為我們普遍認為地小人稠，產業、人才外移，世界政治環境擠壓等等。對藝術工作者而言，待在「家裡」確實是困難的，因為我們早已經妄想世界真得是平的，能平起平坐自由交流。然而，現當代的舞蹈發展正是西方產物，是已開發國家對身體的多樣反思與實驗的成果。即使日常生活中也常聽到創作者們這樣抱怨，「要去歐洲或是中國發展比較好，比較有機會…」而往往話鋒一轉又會提到難以避免的「家」的牽絆，「能在台灣創作給自己成長的土地上觀眾欣賞並受到關注也是幸福的…」這樣矛盾的處境不斷上演，如同那些優秀的足球員一樣，最為現實的部分是，感動結束後，他們又回到第一世界繼續踢球工作了。

於是，「回家」變得十分感動，十分令人著迷的概念。

要當舶來品還是代言人或其他？

台灣可能在還來不及成為真正民族國家前就要直接跳入後民族的處境裡，就像我們還來不及搞清楚現代就必須接受後現代思潮無情地攪散。雖說為了生活、為了舞台，但「離家」也有可能是一件驕傲的事情，不過前提在於「回家」的情感光環。大體來說我們會使用「台灣之光」這樣的字眼來指稱這樣的現象。這樣的觀念至今仍十分穩固，「海歸鍍金術」至今仍未降低它的魔力誘惑，這樣的心理狀態自有其複雜的構成。這些優秀海歸舞者當然不是舶來品，但極有可能是最理想的代言人，他們帶著台灣最精緻頂尖的訓練被國際的舞團看重，在異地生活的艱辛或坎坷也許鮮為人知，但都意外地背負了沉重的台灣認同使命。「鈕扣計劃」中個別宣傳的影片，並非以訪問創作者或介紹舞作發展的方式，也不同於過往常見宣傳作品形象，而是以舞者們在台灣的至親好友為訪問對象，他們談論這個創作者，談論他們的生活與和他/她互動的點滴，這些影像都有種強烈的暗示，聲聲呼喊著海外流浪的創作者「回家」，而看在不熟悉的觀眾眼裡，則是一種全新的可能的混種身體光榮回歸的想像。

他們或許回來了，但會再離開，或許還會再回來，待久一點？我們還不知道。或許行文至此太過斷章取義，藝術工作者當然可以純然的只為他/她自己，他/她可以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個體，一種波西米亞式的想像，一種對藝術主體的純然追尋，甚至也可以是全世界的資產，不屬於任何民族、任何國家，且不一定帶有任何的地方性。然而「鈕扣」作為一種策畫的想像，不能否認，恰恰是建立在上述的國際想像中。

多邊的亞洲想像

以亞洲現代城市串連為基礎，邀請東京、首爾、香港、台北四地舞者同場競技的「驅動城市RAM」系列策畫發展到第二屆，上一屆2011年舉辦以「驅動城市.com」為名，強調亞洲城市間的「連結」，這次進化到「RAM(暫存記憶體) 」，強調交流探索各地文化經驗，並試著展開多邊合作關係。舞者們的生涯規劃與創作能量如同運動員，體力、耐力、創造力都相對其他藝術領域工作者來的迫切、短暫，藝術總監姚淑芬以(暫存)記憶體為隱喻，透過年輕創作者們個人經驗為主，發展一系列獨舞作品，尋找舞蹈中的過眼即逝的記憶空間，這經驗似乎企圖從個人經驗拉升至亞洲集體模糊易逝的記憶中。

暫存記憶在此作為主要的題目，而城市則成為連結的單位。在過往國際性的活動上，若我們不以國家作為指稱對象，而以城市作為對象時，往往在意識形態上一方面是將城市借代為國家，另一方面避開國族與實質主權的複雜問題，亦可囊括更多以城市/地區為單位的文化體。而這同時也是中華民國政府長期在世界政經角力場中不斷以各種面貌、名稱示人的夾縫表演術。在這次計畫中展現的第一層國際想像於此，現代化的亞洲城市串聯，而這些城市恰好都是東亞城市。這樣的背景放上以「現當代舞」為內容的展演策畫上，更顯得意味深長。

既然是場多邊關係的策畫，而非單邊的進出口交流，本次計畫的節目安排相對複雜。以台北作為展演場，一組台北的新秀選拔為主的展演，另有四支台北新銳編舞家的獨舞作品、與一支雙人舞作品，加上香港、首爾各兩支的獨舞作品，另有與世紀當代舞團有著長期合作關係來自東京的Off-Nibroll表演團隊兩支舊作，混搭而成的三場演出，再外掛2014亞洲表演藝術節《失憶中的玩笑》台日聯姻的跨國製作，總共五場演出。其中在策畫方法上最受矚目的應該是台北編舞家燕樹豪與東京Off-Nibroll編舞家矢內原美邦(Mikuni Yanaihara)透過交換舞者的方式發展作品《當機》，與重新演繹矢內原美邦的作品《The Flower》。然而這樣的複雜的安排，大體而言除了「交換舞者」的生產方式外，其他安排仍較屬與「觀摩」、「匯演」的型態為主。只可惜，「交換舞者」的部分由於時程、調度等等的困難，最終並沒有完全實踐。

以亞洲現代為名的交流

藝術總監姚淑芬在本計劃宣傳訪談短片上這麼說到，「其實國際交流是很常見、很風行的，我覺得亞洲社會更應該做這件事，……我個人是留美的，但我會覺得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衝擊，甚至植入，而我們自己的本位正在消失，……每個人都應該有這樣的意識，而每個人也都應該有這樣的責任。」

或許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問整個策畫，「有沒有一種香港的現代(舞)身體？有沒有一種韓國的現代(舞)身體？又有沒有一種台灣的現代(舞)身體？我們渴不渴望一種亞洲的現代(舞)身體？」大體而言這些優秀的舞者們都受嚴謹西方現代舞蹈的訓練，怎麼看出其中的差異？若沒有差異為什麼演出中卻實際感受到不同之處？在儘量簡單的佈景道具下，是什麼讓這身體秀異？還是，這只是取樣的問題？關係到的是舞者訓練的背景(機構、學院)大於舞者所處的城市？或者，這僅僅只是藝術總監/策展人的審美品味？當然這一連串的問題不可能從一次單一的展演得到回答，但提問的開始，確實帶有這樣的企圖。

強調個人！非城市、亦非民族、更非國家。

在演後座談會中，各城市的編舞家不約而同地提到人與人間交流的文化衝擊勝過對於城市、地方甚至國家的想像，舞者以身體工作，在意身體性的衝擊與交流。然而有趣之處是，在這場多邊的交流會中，我們不約而同地使用英文作為共通語言，在彼此都不是很流暢的情況下，零零碎碎的英文成了唯一的溝通管道，而個人與個人間的交流的意義取代了原本文宣上對城市/地方的想像。或許，在舞蹈的範疇裡，我們有機會將語言放手，更積極的尋找異/同之處，勇敢地從「地區亞洲」進而面對「亞洲作為一種方法」普遍概念，亞洲當然可以大方談普世性的價值，而不單單是地方性的想像。

小結：鄰坊即脈絡與全球化下的地方生產

社會學家阿君 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消失的現代性》(Modernity at Large)中特別以「鄰坊」(neighborhood)的概念指稱「地方化」，強調在後民族的時代裡，地方化的概念已經越來越混雜模糊，試圖改用鄰坊一詞指稱。「鄰坊」指得是特定處境中的共同體，它可能是實質空間也可以是虛擬的空間，並讓此具有社會再生產的可能。而我們必須將鄰坊脈絡化，找到歷史的座標，當中所有執行與發生若要有意義，都得以鄰坊的變動框架作為參照，透過一連串事件發生來指認出複數的景觀，如此才能在其中生產並詮釋有意義的社會行為。

或許，面對跨境流動、面對藝術生產，我們並不能天真地以基進民族主義的心態批判著那些為了職業生涯而到歐洲踢球的第三世界球星，但也不應該輕易地對於海歸的優秀人才投以異常羨慕的眼光或過分的感動。在這樣帶有國際想像的地方生產中，若有一個機會能夠辯證生產出複數的地方性國際想像，那是何等幸福的事？而這樣的想像，或許應該從我們的鄰居開始，認識我們的鄰居，尋找變動的脈絡開始。或許我們稱得上幸運，在西方大舉現代化的歷程中沒有被太殘酷太快速地犧牲，或換句話說，我們適應的雖痛苦卻快速，縱使意識形態上仍帶有相當的殖民色彩，但這些深刻思考的展演策畫不應該隨著展演而結束，而是另一趟更基進旅程的開始。

註釋

1、原文宣使用「驅動城市RAM記憶體」，因行文語意義需求，特將RAM(Random Access Memory)中暫時/隨機意涵翻出，特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