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喬

1.

設想,當共同記憶是一道隱形的門,曾經走進那門而後穿越出來的人,對於時間的感受,將與一直身處於門之外的人,有著相當不一樣的感受!這不是在談世代差異的問題,而是時間裡確實埋藏著超乎我們一般理解的資訊或知識,而以一種存留在血脈裡的召喚,讓我們不得不需回返自我與他者共構的共同感中,去重拾那些被刻意或輕易遺落的種種稱……之為如骨骸般堆疊起的記憶。

這在島嶼生活的歷史中,顯得特別具有某種意涵;因為,這樣的意涵,正在加速的消失中。就以這門裡的時間而言吧!主要流動著冷戰/戒嚴兩種社會生成元素,將經歷過那樣時空的人,與世界構造緊密縫合在一起,不容稍稍鬆懈。從而,影響了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這樣的關係,在1980年代,顯現為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從一條河流的環保運動到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的抗爭,都形成一種激進的對抗關係;時間轉換,從抗爭的門走出來後,我們如何對待1990年代以降,全球化炒作或激盪的新自由主義風潮,則成為當下如何重啟對抗關係的關鍵。

在這裡,革命的想像處於衰弱的週期中;代之而起的,反而是個體意識在「去」組織關係的「無」共同體中,所體現的星際原子化狀態。大體是這樣的狀態吧!當我們重新翻閱了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陣線」的革命事蹟時,興起了超出浪漫想像的思考,並將它與網路世代的宣傳產生了跨越性的聯想!到底無論如何,以「查巴達」副總司令身份現身的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頭戴滑雪帽半掩臉孔的蒙面騎士傳奇,在舉世諸多好奇與猜測的流傳中,據說可能是年幼曾隨切・格瓦拉在叢林中打游擊戰的孩子,後來長大了,成為查巴達的一代傳奇革命者!

人們對革命者的魔幻想像,總是超乎現實以外,幾乎數千英哩之遙,這在副總司令馬科斯身上,一點都不亞於格瓦拉。然而,某一件事實是不容忽視的,且具體存在於馬科斯身上。首先,他創造了蒙面,而讓人人都因遮蔽臉孔,而有了共同的臉孔。深究其中的道理在於:就遮蔽臉孔而言,某一側面,恰是被國家體制與軍事鎮壓剝奪了世間的面相;但,藉此所生產出的抵抗,卻讓每一個武裝游擊中的成員,無論男女老幼都介入且形成「查巴達共同體」。

然而,這樣的共同體,最為關鍵的狀態,仍在於他們曾經穿越共同記憶的隱形之門,而後生產出對這世界的批判姿態與行動,且以革命為這行動命名。那是1993年12月31日子夜的起義槍聲,劃破天空之際。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墨西哥最貧困的鄉鎮——以電台廣播,直面向這資本世界,宣告他們抵拒西班牙殖民以降,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掠奪,以及對於新自由主義展開的武裝對抗。這裡,他們標示出自身作為瑪雅印地安原住民的身份,而且以著名的宣誓:「受夠了!就是受夠了」,針對長達五百年以來,自從哥倫布以一手聖經、一手利劍入侵拉丁美洲以來,種種以文明為假借的罪名的控訴。查巴達的行動,因為帶著強烈第三世界出發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粉碎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虛假面具,豐富著南方貧困國家的文化主張。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開始發現一種來自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抵抗,正漸漸成形,且受到舉世的矚目。而馬科斯本人除了將槍口指向革命的敵人之外,他最為膾炙人口,且與一場全球知名的文化行動產生聯想的,自然在於他的叢林書寫了!我非常喜歡他一篇稱做〈發問〉的文章。文章起始於革命者與原住民老人安東尼奧的對話,當革命者說著自己在「查巴達解放陣線」的種種經歷與挫敗時,出現了這樣的聲音:「不是那樣的。」叢林的安東尼奧老人竟然發話了。說得簡潔又似乎全知。老人說了瑪雅印地安的一則關於死神與生命之神的神話。

他說,有一天遊蕩於暗黑中的死神埃爾卡,與白日間前進的生命之神沃坦,相約必須前行,不能就地停留。但他們是二位一體,需相偕而行。於是,死神帶著生命之神走過黑夜;而沃坦則帶著埃爾卡,邁向白日的旅程。這神話故事,接近日夜的循環,是世界運行的倫理。重要的卻存在於行動本身。既要行動,則須相互扶持才得以前進,否則只能停留原地;接下來,老人又說了兩位神祇的行動方向。「這條路通往哪裡?」討論這個問題花去了神們不少時間。這是很有意思的隱喻。在這隱喻背後,說明了查巴達作為革命組織的文化行動指向,是在彼此的發問中,被開發出來的。如果,以我們熟知的文化語境來形容,便是創造一種稱之為「對話」的情境。最後,他們共同選擇的一條不容易到達的路;也就是「不知究竟要走多久?才會到達的道路。」。

他們出發,就如一般的民眾,走在漫漫的生活路途上,一如生命的征程!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未抵達,也從未放棄。只是,在發問中前行,未曾停下腳步。

2.

我們說了很多相關查巴達的事蹟。如果,只是為了填滿自身需求的文化想像,當真是文化精英們通常的罪行。但,這樣做,其實,只不過想找到一種更為貼切的方式,來回應自身所從事的民眾劇場,如何以文化行動現身於社會實踐的經歷!且讓我們從一首詩,作為發問的起點吧!

睜開眼,看見一起蹲著的身體
在風頭水尾,準備站起身來
霧霾,降落在家鄉每一寸土地上
來吧!來聽聽我們的心跳聲
錯亂的節拍,是根在田土裡爆裂的聲音
是鰻魚的靈魂,在劇烈的掙扎
是斷了氣的西瓜,在尋找呼吸的方向

這樣的詩作,主要是為一個被人遺忘的小小村庄而作;在這裡,刻下的深深烙痕,是犧牲者的印記。其背後,恰恰潛藏著pm2.5巨大的陰影。空污pm2.5,非但在島嶼西海岸引發社會大眾的高度關切,甚且將議題延燒到全台各地。可以說,台灣空污已成境內工業污染的普遍性問題,引發民眾的抗爭。差事劇團自2014年進入這小小的村庄:台西村,與村民展開「證言劇場」。以民眾戲劇出發,進行回到民眾生活當中的戲劇活動,帶有身體的社會美學性質。亦即,不僅僅在劇場之美的需求下,從底層受害民眾攔截戲劇題材或語境;而是經常性地思考:如何將劇場的表現,轉化為與底層民眾共同的文化行動。

高橋哲哉,日本東京帝大哲學教授,福島縣人。在他著名的著作《犧牲的體系》中,有一句名言就寫在書的封頁上:「憑什麼要別人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在被犧牲農民的田野中,我發問著:「劇場與田野紀錄的關係,應該可以從這句話,尋思種種困境與入徑。」

就這樣,2015 歲末風寒,演員李薇扮演的腳色,以濁水溪為象徵命名為:「濁」。她手裡握著一個羊頭面具,準備著代罪羔羊的儀式。「你們說的犧牲,就是我們…她僅有的台詞。而後是一場舞蹈。正當她以傾斜的坐身,微微顫抖著身體之際,寒風中,舞台上方垂降下一具防毒面具。這是《女媧變身》這齣戲碼,訴說備受空污霾害,飽經重金屬荼毒而身罹癌症的村民,從內心底層發出的吶喊!衝撞在我腦際的,又是高橋哲哉那句話:「社會將羔羊視為解救自身的存在而崇敬奉仰著。」引人深思。

社會如何以找到代罪羔羊而來逃避自身的罪責,又將之供奉著以解救自身的存在?當我們這樣發問時,不也同時在追問自己:「這又憑什麼呢?」而這樣的提問,既受用於事件的加害對象,也受用於對這樣的加害,懷抱仁者之心或批判意識的人。這是劇場與底層受害現場,發生初步關係時,我經常對自己的發問。一開始,會去想:作為知識份子的自己,能夠透過書寫、攝影、影像、或劇場為受害者發甚麼言?漸漸的,便也發現這提問本身,是工具性的道德癖好在作祟。當然,這是一定要存在的感知。因為,僅有透過這樣的感知,我們進一步卸下了和受害者之間,並不對等的視線關係。從而,找到走進犧牲體系所編織起來的、繁複且細密的權力關係網絡中。

2016年夏日,在《藝術觀點ACT》刊物上,書寫了一段話,仍具某種參照價值:

在劇場裡,以ACTION來延伸「表演」之外的「行動」,有其特殊且深刻的意涵。主要在於,表演對應於空間,到底是服務或某種文化性的佔領,生產的內涵將完全不同。一般說來,當其內涵為服務時,我們見到的恰恰是當下習於慣性的表演活動;如果是佔領時,這項表演與其稱作活動,更確切地說,應是一種行動的主張。

那時,常思考如何因著「返身」於1980年代的時空,重拾「冷戰/戒嚴」體制下,文化反抗的共同記憶;並因而得以在劇場中,以文化行動來述說庶民演員的「變身」。「返身」的召喚,讓我提出身體行動的語境;然而,這又與多年思索社會反抗如何「變身」成為文化抵抗,發生多少連帶呢?這樣的發問,引領著劇場行動前往「誰是犧牲者?為何成為犧牲體系下的一環?」的現場。並且,開始轉化「劇場與現實的關係」為「現實如何『變身』為劇場的關係」。

這誠然是一件令人深切反思的事情。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恰是1990年代最初,從亞洲第三世界出發,開展民眾戲劇的源起。當我偶而這樣思考,並經常陷入瓶頸時,眼前浮現的,彷彿都是戴著滑雪帽的蒙面騎士,不分男女老少在叢林中前行。他們都是埃爾卡和沃坦。「征途有時陽光燦爛,有時風雨如晦,但那並沒有甚麼不同。」這回,他們這樣發問時,也同時回答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