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社區共同體與變身

鍾喬 (特約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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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4

今年是921大地震二十周年祭。回想當年,921發生後,差事劇團前往石岡災區展開心靈重建的劇場文化行動,匆匆已經二十年;隔年春天,參與劇場計畫的十位母親成立石岡媽媽劇團,即將於明年邁入二十周年。恰在此際,逐漸因歲月催人而戲謔地自稱「阿嬤」的劇團媽媽,開始展開相關劇場、社區共同體與變身的計畫。它不是社區的戲劇公演,也有別於戲劇公共論壇或者倡議;它可以是這些計畫的前因或「潛」因。怎麼說呢?這就得將劇場與社區公共性並列,進而探索「美學性」如何因「民眾性」而發生,才得以涉入其中的脈絡。

劇場,作為連結個別身體與社區共同體的「變身」媒介,如何在日常與戲劇美學間,產生有機的對話關係?這樣具啟發性的實踐與討論,近兩年成為石岡媽媽劇團的核心關切。首先,2018年春天,位於東勢、石岡小鎮上的梅子活動中心,有著一股日常中顯得不是那麼尋常的氛圍。這裡的石岡媽媽劇團成員,在歷經十八年的社區劇場生涯後,開始因著意識到年歲的老化,而展開如何繼續在舞台上運用身體表演的事情。這於是引發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戲劇學者梁培琳教授的關注。

就這樣,一項特殊的戲劇、田野、勞動、身體的工作坊,在熱絡的身體對話中進行著……。稱之為「島上的家」的這項實踐研究工作坊,拋出了一個劇場文化行動的探索議題。將關注的焦點,往返於透過對於老化身體在劇場的表現,探究身體的社會文化。等於從微觀的身體文化,嘗試走進一個宏觀社會的結構面向中。當然,這在歷經921大地震衝擊的石岡地區,主要關照面仍然回返居住其間的勞動身體與土地的聯帶,如何映照於劇場表現性的身體上。

做為母親(進而已成祖母)、做為女性、做為勞動者,石岡媽媽劇團的十位成員,非常具典型性的活在台灣社會的農村中,以勞動作為生存及家庭生活的根本價值。當這樣的身體轉化為舞台上的表現性身體時,如何以律動、身體感知、角色扮演、舞蹈的面向,展現人體工學在不同領域中的特質,令人深究其中。在我的認知中,這是日常性身體與表現性身體的對話;相互間的關係應處於辯證的狀態。亦即,恆久的互動如對流的水勢一般。當我們這樣理解,才能將很物質性的身體功能,在表現的意涵上與美學的身體互為主體。它將有助於我們尋找到一種永續觀察的觀點,藉以在老化的身體中,關切復健機能的存在;也同時回到身體老化的美學中,看待歲月刻痕遺留在勞動身體上的美感經歷。

2019年,為了進一步釐清劇場中身體與個人、生理環境及社區共同體的關係,這項計畫持續在石岡媽媽劇團所在的社區中發生。這項探索的核心命題,深入分析應該是:身體在「美學性」與「民眾性」雙方面的矛盾與統合。最早,921地震發生後半年,當差事劇團抵臨石岡,與原本為社區媽媽的成員,展開戲劇工作坊時,她們的反應中,有一句話很值得再次拿出來參照。即是:「我們又不會表演,怎麼參加戲劇班呢?」我們的戲劇工作坊,是從媽媽們的這句話開始的。此後,我們花很少的時間去解釋表演是什麼?一般人如何表演?又或者怎麼表演才會更吸引觀眾?相反地,我們將劇場的參與,視作公共論壇發生的場域。這便也涉及,當我們運用身體作為工作坊的載體時,並不只是通常想像的劇場美學性身體在空間中表演;而是須透過與「民眾性」相關的身體語彙,展開災後重建中,與客家宗族中相關女性位置的辯論。因此,這樣的情境鋪陳,總是再度讓我回到一句關鍵的辭性中:與其說,石岡災後社區女性進行的是「表演」,倒不如說是一種身體的「表現」。

「表現」與「表演」最大的差別,可以回到解放教育學創始人保羅.弗萊爾(Paulo Freire)對「人類學式文化」(Anthropological Notion of Culture)的認知。在他的想法中,文化是人在社會中的行動,是人與社區互動的過程。文化是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舉止。換言之,人人都在生活中生產文化,而非只有美學專業者或精英才有能力生產文化。而民眾教育工作者是從深入「人類學式文化」而得出批判意識及教學方案,從來不是預先的理論設定。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我們有了重新檢視「日常身體」與「表現身體」兩個互為主體的介面,並從中對比分析消長的狀態。對於歷經災難洗鍊而後扎根社區的石岡媽媽劇團而言,在「日常身體」上,主要投射於勞動與家務,透過這樣的生命經驗,以劇場作為鏡面效應,再將「表現身體」共同推上舞台。兩者之間,如日與夜的輪流運行,從來不是分開面對的兩種各自的存在。

梁培琳教授的實踐研究,以踐行社區劇場長達二十年的石岡媽媽劇團做為案例,主要針對:劇場藝術的創作行為,既以身體為中心開展社區參與,這藝術本身應可以作為一種照顧形式。她因此提出「益身美學」(probody aesthetics)的主張。也就是當我們一般性地認為劇場或藝術的身體表演,對於個人的身心,會因著「美」這個元素的介入,產生正面效應時,我們同時忽略了藝術與生活勞動的物質關係;這造成我們陷入一種以藝術的個體價值,來衡量美學與身體關係的迷思中。為了解除這樣的迷思,以社區作為共同體的劇場,如何從個人身體連結生理環境,進而與社區共同體形成三位一體關係,形成劇場與身體在「變身」這個議題上,不可拆解的緊密互連對話關係。

在為即將於明年(2020)到來的石岡媽媽劇團二十周年活動,「島上的家」連結台灣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社團及新加坡大學戲劇系學生,以及復健醫師,在長期蹲點於石岡的差事劇團資深團員李秀洵,以及同是差事劇團最早參與石岡計畫的陳淑慧的導引下,展開工作坊與田野調查。內容主要聚焦於身體、勞動與劇場。這不免讓人回想1990年代,相關民眾戲劇最為關切的議題是:為民眾「做」的劇場?或讓劇場回到民眾,而以民眾為主體核心的劇場?劇場工作者之於民眾,身分如何認定?是「翻譯者」或「轉化者」?總之,免於詮釋者的優越權勢,是「美學性」與「民眾性」的 辯證內核。

身體在勞動中的折損,作為劇場的進步思維而言,恰好提供我們回返劇場之於民眾,如何生產來自勞動現場的戲劇故事,並成為以民眾為主體的劇場,現身觀眾面前時的身體內蘊。這回的準備行動中,青年在石岡鄉下的訪談、局部勞動及工作坊參與,過程的重要性勾勒出劇場人與民眾的對話關係;從身體的抵抗出發,觸及個人、家庭與社區共同體的面向,為台灣(或者亞洲)進步的社區民眾戲劇,書寫回到民眾且在民眾的身體表現上,叩問劇場如何改變現實的提問。這是劇場、社區、身體的一項探索工程,將一路延伸到石岡媽媽劇團二十周年紀念活中,以劇場的表現作為階段性告白。

二十年來,從地震災區甦醒的這群農婦,從走過的足跡中,嘗試看見未來。劇場是生命經驗的表現,意味著從日常生活到美學空間的轉化。因此,劇場不可能是為了表演而出現在觀眾面前的事情而已——雖然,它經常這樣子被看待。演員意識到身體中的觀眾身份,或者觀眾意識到自己成為演員的必要性,從而走上舞台。

這期間,經歷了由形象劇場近而到生命告白階段,並以戲劇論壇探索社區災後重建的公共性。當歲月在身體刻下印痕,勞動的日常性卻驅動美學的公共表現,讓庶民在劇場中生產如何探索或改變現實的文化。這是「益身美學」在「島上的家」所留下的重要歷程。而民眾性的社區劇場是從個人航向共同的旅程。沒有共同的具現,這趟旅程必定顯得單薄;然而,只強調共同卻忽視個人內在或外衍的生命,也只會徒增無謂的沈重。

現在回想,石岡媽媽劇團剛成立隔年,夏日的八月間,一場強悍的颱風來襲過後,差事劇團在華山廢址搭帳篷做戲,也邀媽媽來共襄盛舉。她們撐著黑傘在帳篷外上妝準備,等候進場演出,從那一刻起,我們目睹了農村婦女以身體作為表現的生命體現;時間過去,那滴在一張張雨傘邊緣的雨水,至今仍是民眾身體在日常與表現間,點點滴滴積累著的告白,在泥濘的地上激濺起水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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