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演出在花蓮文化局的委託下，以支亞干部落青年作家Apyang Imig（程廷）的短篇小說〈Tama〉改編而成。無論是小說或是演出裡的Tama，不僅是實際上的父親，更是原住民傳統生活的祖訓戒律。於是，對比小說以從小在山上長大的獵人Pisaw的視角述說，《Tama——和我聽說的不同》則較多由兩個女孩的視野去呈現其對「父親」的想像——這也是部落下一代對於未來的生活選擇。（黃馨儀）

即使如此，實踐劇場《她門的秘密》實提供了幾個線上劇場參與操作可行的方向：親民且穩定的技術介面、多元的形式切換提供刺激，以及遊戲式的參與動機。由此再思考，或許當劇場失去現場，團隊的線上發展便不得不更需考慮與經營消費者體驗，並讓流程客製化。畢竟相對已經有一定實驗與娛樂美學的影像與技術和沈浸感都充滿的線上遊戲，線上劇場實宛如嬰孩，落差的並不只是國外的一年，而是整個語境。（黃馨儀）

家可以是個人的心靈認定，但作為移居者，更多的是被習於設定他者的社會結構與政策否決。《Home Away From Home》讓我們看見了從一地到一地，他鄉到故鄉的適應與致力，但或許無論形式或內容上，都不應該只停在這裡。從《Better Life？》到《Home Away From Home》，不應該只是「如實」地探求移動的距離而已⋯⋯（黃馨儀）

就此兩作來看，或許落差即在創作者與觀演主的「文化敏感度」。只是不能否認的是，文化敏感度需要時間培養，也指涉到文化群體自身，還有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對該文化的理解程度，以及文化本身的複雜性。從《沒有害怕太陽和下雨》到《阿忠與我》，我都感受到「靠近」的困難，因此一方面欣喜於創作者的展現、多數觀眾正面的感受回應，卻也憂心於隱藏於美學下的意識陷阱。（黃馨儀）

而這次，我們真的迷失在「他的」故事裡了，人為的災難在劇場中以另一種方式被呈現，他好像成為了瓦憂瓦憂人的卡邦，讓複眼人只能在一個個單眼中流著淚觀看。不過，為什麼他可以成為卡邦？是誰給予他這項權力，讓所有參與者都失去話語權？又或者是渦流，因為製作裡的權力不對等，讓無法分解的垃圾們都被沖刷上島？這次的共製裡，「無法分解」的到底是什麼？（黃馨儀）

此番思考並非在否定李秀珣長期蹲點與媽媽們培養的生活與革命情懷，這也是第一次我在觀看與民眾工作的作品時如此強烈感受兩者的主體對話，也即是兩方已有共同的信任度、彼此成熟了才能在作品展現。已經交融的工作者與參與者，下一階段會再如何發展？如同秀珣說的：「是石岡媽媽們推著我走，而不是我推著媽媽們走。」或許當《梨花心地》已作為二十年歷程的回顧與媽媽能肯認女身的階段完成之作，下一階段可能可以有不同的工作關係。（黃馨儀）

這樣的侷限或是因為《來生簽證》雖以遊戲的方式邀請參與者許下對來生的企盼，實則在探問現有此生與當下：到底自己是誰、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想要完成什麼樣的生命、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被替換名字、戴上面罩，沒有面孔的我們，兩小時中無論是否投注、是否競標，或多或少都能得到希望的簽證牌。每個行動都是選擇，而在選擇與投注的過程中，也都會聽到困於此的角色的企盼。不過獲得再多，終得在最後做出一個選擇，帶著最想要的祝福／來生願望離開。（黃馨儀）

當獨角戲不免揭露自創作者生命而成時，現場觀眾的「見證」應該是什麼，而我要以什麼樣的美學去檢視？這樣的檢視是道德的嗎？還是就單純作為對抗的支持與陪伴？（黃馨儀）

2021年的《在新的一天，我們繼續往理想前進》承襲原有的即興敘事與延時設定，以長時間演出挑戰表演者的創意與觀眾的專注度⋯⋯沒有事件、沒有走位，只有語言，作為觀眾只能依靠話語，傾聽接收，經由聽覺建構想像，再憑藉著陳雪甄、陳柏廷、藍貝芝和廖晨志四名演員的表述與能量讓想像更具象。（黃馨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