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又升（專案評論人）
由Invoc.計畫帶來的《穿裘皮的維納斯》，有著一個訊息量極大、飽含多重主題的劇本。從性（別）問題到導演與演員的權力關係、從藝術與社會的辯證到現代與前現代的交疊、從讀劇的美學到翻譯的雕琢，皆可成為討論的切入點，而且環環相扣、彼此交織，遠非「性（被）虐待／戀」幾個字所能涵括，原劇作家之才思令人佩服。
這個劇本出自美國劇作家大衛‧艾維斯（David Ives）的作品 Venus in Fur （2011年於百老匯首演，2013年起多次重演，相當成功），後者又改編自奧地利作家利奧波德‧范‧薩克-馬索克（Leopold Ritter von Sacher-Masoch）的同名著作，馬索克正是我們耳熟能詳的「SM」中的「M」。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這位近年深陷性侵醜聞的導演──也根據艾維斯的劇本拍攝了他的首部法文電影《情慾維納斯》（La Vénus à la fourrure，2013）。
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作品絕非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反而已在國際影劇市場佔有一定版圖，要找到相關評論並非難事。不過，既然在台灣首演，我們或可循著在地脈絡稍加置喙。在此之前，還是概括一下故事內容（這當然已經涉及筆者的詮釋）。
權力翻轉，關係置換
汪妲是一名面試遲到的女演員，托瑪士則是一位受夠了時下女性的膚淺，一整天面試皆找不到合適演員的男導演兼編劇。當汪妲和托瑪士開始讀劇進而入戲後，汪妲逐步擄獲了托瑪士的心，儘管現實中的她各方面都看似粗俗。
起初，女演員只是因為能夠熟讀、熟知劇本而受到青睞，可是入戲後，兩人因為劇本中的腳色特質──主奴間的虐與被虐、專制與服從、殘酷與溫順等──而更換了關係中的位置。由於汪妲在戲中（也叫汪妲）扮演主人，確切地說，被要求扮演主人，而托瑪士所飾的青年小貴族塞厄林則自甘為奴，所以「戲外的導─演關係」便被「戲內的奴─主關係」翻轉。全劇也一會兒戲內一會兒戲外地切換，我們可見到戲內戲外兩個「汪妲」端莊典雅又輕佻隨意地發言，極具趣味。
當女演員汪妲打起主意，建議導演托瑪士添加維納斯裸身現形、臥躺沙發的橋段時，托瑪士的權力已開始流失（儘管三不五時打斷對話的手機鈴聲一直提醒他自身的權力）。當他反過來飾演代表主人的她，而她跟著飾演代表奴隸的他時，正逢劇中劇旺妲和塞厄林的關係再次翻轉，於是觀眾看到的托瑪士終於成了受虐的女方（仍是表面上的主人），汪妲則是施虐的男方（仍是表面上的奴隸），此時戲的內外已經難分，兩人性別發生倒錯，主奴關係也多次翻轉，文本已發展到相當曲折、燒腦的地步。
我們可以把汪妲詮釋成維納斯本人（好比在羅曼‧波蘭斯基的電影中，開頭與結尾的鏡頭都是漂浮著的，這種視角不是凡人所有），或者，就是如幽靈徘徊著的當代女性主義；當然，也可相信她的話，承認她是托瑪士的未婚妻史黛西派來進行「婚前事實確認」的偵探。若欲探究，尚可再寫下千把個字，但礙於篇幅，我們不深入這些段落的意義與相關符號的解析，只把這部作品放回台灣的脈絡，分兩點討論。
虐之政治，政治之虐
第一，《穿裘皮的維納斯》呈現了相當豐富的權力關係，這種性（別）和藝術中的政治沒有想像的簡單。
這幾年，隨著轉型正義論述大爆發，不少劇團持續談論著白色恐怖，有的直接將其中統治與被統治的關係對應到「中國」與「台灣」、「黨國」與「黨外」，有的則回到國民黨來台前後階級鬥爭的左翼脈絡。這些呼應時事的作品固然值得反思，長此以往，卻不免予人藝術過度臣服社會──甚至不客氣地說，就是被社會（科）學殖民──的印象，尤其處理權力關係的手法太過簡單時。
當汪妲把托瑪士／塞厄林兒時被伯爵阿姨鞭打的故事理解為「虐童」案件，使托瑪士大為光火、直嚷低俗時，我們不妨將之視為對那些太過迷戀社會議題的作品的呼告──拜託，非要什麼都扯到族群和階級不可嗎？這也跟本文一開頭提到的「藝術與社會的辯證」有關。事實上，專注劇本台詞的考究和「導─演關係」、男女個人的內心互動及欲望的鬥爭，本身就是高度社會性的；試問，劇場文化和我們每一個體不在社會中的話，又能在哪裡？執意把性虐待／戀視為私領域，反而是把社會外部化了。就此而言，本作完全可以和近來探討白色恐怖的相關作品對話，且毫不遜色。
舉例來說，那些昔日的反抗者（包括西歐的左翼份子、台灣的黨外人士和中國共產革命的老戰士）何嘗不是經歷了一陣「反奴為主」的所謂「民主化」過程，不管這個民主是資產階級式的，還是無產階級式的或黨官僚式的？作主之後，被代表的人民又何嘗不是享受著只有投票那天才重獲自由的「虐戀」（如果真有投票這種制度的話），而執掌國家機器者則自稱「公僕」或「為人民服務」（這也是某種意義的奴隸或奴僕）？這一切難道不是某種 SM 嗎？
字譯的虐戀
第二，除了這部作品與近來其他政治性作品在調性上的互補、互通外，回到《穿裘皮的維納斯》本身，在翻譯方面則有若干現象值得注意。
導演章舒涵在節目單中特別強調，「譯本暫時排除將艱深字詞代換成描述性文字等增譯／補譯之做法，翻譯上將知識性及藝術性考量至［應為「置」的誤植］於娛樂性之前，保留他國戲劇場景中，特殊及精確的文化特徵。」這個考量很有意思。我的猜測是這樣的：導演大概和一些多少啃過西方哲學、文學及社會理論中譯本的讀書人（從學者到藝文評論者）一樣，體驗過許多人沒有享受過或不知如何享受的一種高潮，這種高潮建立在對某種翻譯文字的「虐戀」上。
由於中西語文的差異，中譯文有時會出現一句話有多個「的」的情況，這可能是因為原文本來就有許多形容詞，也可能是關係子句結構所導致。面對這種情況，許多譯者往往為了讀者和市場考量，不採直譯，而用意譯，好比把一句話拆成兩三句話，甚至重新調動字詞，只求產生意義上的相同效果（直譯和意譯其實未必衝突，但這裡無法多談）。一般多認為，意譯的好處是易讀易懂，而直譯讀來跌跌撞撞，卻貼近原文用字之布局，後者或許就是章舒涵「排除增譯／補譯」的考量。
然而，走到這一步，我們大概就像托瑪士／塞厄林一樣變成一個「超感官論者」【1】了。注意：被虐者之所以不以痛為苦，反以之為歡，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更崇高的審美標準或目標（這些通常都是形上的）；如果鞭打或任何暴行能直達該目標，感官上的痛苦就可能在主觀上被取消和超越，根本是 a piece of cake 。直譯的迷戀者亦然。為了回到（他們想像的）原始脈絡，不得不保留閱讀和聆聽上的痛苦，只求費心達意之後的歡愉和崇高。與其說這是一種異國情調的追求，不如說是一種經典或原典的崇拜，導演自虐之餘也虐人，可謂獨虐虐不如眾虐虐。
別誤會，筆者確實在細細聆賞稍微拗口的台詞之後，慢慢愛上這種愉虐。在空氣中飄盪的貼近中歐風情的文字和語音，對我來說，已與汪妲鞭打托瑪士／塞厄林時那想像的帶來歡愉的聲響無異。但，這是因為在長期的閱讀過程中，我也多少是同好，換作必須考察全劇的評論人，實在不能不擔心觀眾的感受與理解。
與劇本譯者商榷
順此，還有更重要──或更致命──的一點。不管被虐者如何藉由痛楚達成其形上目標，施虐的工具都必須正常運作，如果不是異常華美的話。鞭人家時鞭子不能壞掉，踢人家時高跟鞋不能斷掉；當你要緩緩披上或卸下一身裘皮，這裘皮的質地也不能開玩笑。直譯固然不易聽讀，靜下心來聆賞，卻未必不能發覺其精確性。因此，要用直譯虐人，譯文本身必須說得過去。那麼，身兼劇本翻譯的導演是否做到了該有的翻譯呢？我認為，恐怕有兩處值得商榷。
首先，是全戲出現了至少兩次的「我們都可輕易被解釋，我們之外的事物則可輕易（被）擺脫。」或者「我們都可輕易被解釋，卻無法（從我們真實的樣貌）擺脫。」這段台詞出現在汪妲猜測何以毛皮對塞厄林如此重要，然後塞厄林說出被阿姨施虐、感受歡愉之後。這樣的譯文若是一根虐待觀眾和讀者的鞭子，那大概是一根已經分岔的鞭子，只能讓人感覺到痛，無法昇華為形上的歡愉。
回到艾維斯的劇本，原文如下：We're all easily explicable. What we're not is (…) easily extricable。塞厄林的意思是，他對毛皮的迷戀能被解釋（因為有過被阿姨施虐的經歷），但對毛皮和受虐感到歡愉的這一切，卻難以擺脫。考量explicable和extricable二字的相似結構、中文相對少有被動語，以及這裡的實際對象是塞厄林的戀物癖，或許可以簡潔地譯成「我們的行為都很容易解釋，卻不容易解脫」。
穿裘皮的維納斯（Invoc.計畫提供／攝影劉瑜楷）
其次，是被放到節目單和臉書宣傳頁面上的一句台詞：「我對文明有義務要抗拒你！」即使二刷此劇，我還是覺得這句話非常怪異，尤其是那個「對」字。在中文，「我對文明有義務」和「我要抗拒你」兩句話都沒問題，但把後者作為子句接著前者說下去，卻相當少見。舉例來說，「我對市民有責任」和「我要打擊犯罪」皆成立，但「我對市民有責任要打擊犯罪」卻像一個少了斷句、半開玩笑的說話接龍。這兩個例子不是不能有子句，「我有義務要抗拒你」和「我有責任要打擊犯罪」聽起來都沒錯，問題在於「對某某」的說法如何加入其中。
回到劇作，這句話本是托瑪士跟汪妲【2】說的，艾維斯的原文如下：I have a civilized duty to resist you! 其實根本不需要用到「對某某」的說法。不過，若直譯為「我有文明的義務要抗拒你」仍有些不對勁，而譯文又需帶點古風，那或許可以考慮「基於禮教（或文明）之責，我必須抗拒你！」如果非得保留「對」字，「面對文明，我有義務要抗拒你！」也是選項；即使維持「我對文明有義務」，之後加上「所以要抗拒你！」也會更適當。無論是否直譯，符合中文基本文法都是必須的（哪怕這個文法很隱諱、不規則）。有時跟意譯相比，直譯對文法的要求更高，因為只有建立在這個穩固的基盤上，本身不易聽讀的文字布局才能一一映射回原典。
以章舒涵和製作團隊的用心，相信這些字譯的問題絕非恣意的結果，而是幾經查考才下筆的。因此，若能讓這份精彩的劇本更美好，我也希望能盡棉薄之力，絕非無端批評。同為字譯的虐戀者，距離高潮，還差那麼一點。
註釋
1、這個說法出自馬索克《穿毛皮的維納斯》（2011，晨星）一書的中譯，在這次的表演中，似乎被說成「極度感官主義者」。事實上，受虐狂可能是最免於甚至不屑感官世界的人，他們只把感官的疼痛與受辱視作抵達形上世界或終極歡愉的工具，有時這反而是一種「禁慾」的表現。因此，這裡的「極度」是超越了感官還是仍屬感官範疇，是有待討論的。由於台詞太多太密，我沒有把握字句不差地重述，特此聲明。本文稍後涉及演員台詞的其餘部分也是一樣，敬請見諒。
2、汪妲的名字原文Vanda，本就有「野蠻」的意思，汪達爾人（vandals）一直被歐洲人視為蠻族。這裡要開展的是「文明與野蠻」之辯，原劇本中汪妲和托瑪士爭論何謂文明時，汪妲（和作者艾維斯）刻意把「civilization」（禮教化；文明）說成「syphilization」（梅毒化；syphilis是梅毒，這也對應到現實中女演員汪妲暗示的妓女身分），這個趣味似乎在這次演出中沒有呈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