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廖建豪（2025年度專案評論人）

台北藝穗節作品之一，文藝工匠《白牆》於紀州庵文學森林古蹟大廣間演出。舞台設計為雙面台，中央設置一座黑色圓形凸起平台，四周散落大量花瓣，四位演員以平台為圓心分立於舞台四角。故事開端，四位具有移民／工背景的角色莫名地困在白牆空間，序幕以新聞片段的音檔拼貼展開，隱約可推測與基隆大武崙砲台泰籍移工命案相關^【1】。此新聞線索在劇中重複出現數次，作為營造懸疑氛圍的引子。隨後，四人先以戲謔互動回應彼此的不解，並在一名女性角色高舉抗議書、呼籲眾人加入抗爭卻遭訕笑後，逐步展開各自的生命敘事。他們在交流中意識到彼此的共同處境，並討論白牆之外世界加諸於移民／工群體的歧視與壓迫。劇中亦穿插時事與迷因，增加幽默與互文效果，例如以「8/23公投」對應劇內的抗議書、將場館的緊急出口導引與「逃出白牆」形成對照、引用蜘蛛人互指的迷因，以及「秦始皇騎北極熊」的荒謬笑點。這些片段為嚴肅主題添入一絲調侃，使議題開端敘事不至於過於單調。整體來看，白牆似乎被設想為一處暫離輿論社會的空間，而角色的猶疑與分歧則圍繞著「是否抗爭」與「是否離開」的問題，交織著角色們受壓迫的生命經驗而展開。

貫穿全劇的主軸是對污名經驗的揭露。劇中，四位角色的對談涵蓋了多重壓迫經驗：東南亞移工被污名為愛滋帶原者或寄生蟲、中國移民遭辱稱「死阿陸仔」、跨國產業鏈中的仲介剝削與商品化、新二代被獵奇般要求教授「異國髒話」，甚至因社會輿論與家庭離異而對母親產生嫌惡。作品確實致力於呈現沉重且必要被看見的生命經驗，然而卻未進一步引導觀者理解歧視如何被形構，反而容易落入將「移民／工」視為單一整體的敘事框架。必須承認，群體確實共享某些社會性與制度性的排除處境，但劇作將新住民、新二代與移工的創傷經驗一次性並置，雖具野心，卻模糊了三者在身分上的眾多差異：婚姻移民、跨國婚姻家庭子女與勞動移工本就屬於不同脈絡，更遑論不同來源國之間的內部差異。當所有經驗僅點到為止，缺乏細緻處理，差異性便被抹平，深化理解的可能性也隨之流失。

這樣的危險，首先在於原本意欲為移民／工群體揭示受壓迫經驗的作品，卻可能又反過來以同質化的方式再現他們。其次，劇中污名經驗的持續輸出，加上全劇幾乎不斷存在的低沉鋼琴背景音樂，更造成了一種感官體驗的疲乏。最關鍵的是，缺乏結構性脈絡支撐的污名經驗接力式呈現，容易流於無出口的控訴與情感宣洩。觀眾雖然見證了這些生命經驗，卻既無從被引導去思考自身與移民／工群體之間的關係，也無從觸及更深層的制度性因素。於是，《白牆》的基調始終瀰漫著一種悲觀主義：雖然污名經驗被展示了，但觀演後留下的，往往只是集體失落與無力的感受。以下我分別就移工、新住民與新二代三個面向，指出其中的盲點與危險。

移工面向：結構性提問的空缺

劇中引用基隆大武崙砲台泰籍移工命案，僅以新聞音檔作為懸疑開端，傳遞的資訊僅停留在「泰籍移工遇害」。然而，若回顧實際事件，死者是一名失聯移工，而加害者則是已離婚的泰國新住民，並涉及「藥物成癮、智能不足與需扶養子女」等複雜情境^【2】。若要動用此新聞，理應深入探討更多結構性問題：為何會出現「同鄉人殺害同鄉人」的悲劇？婚姻移民在跨國流動中承受何種困境？離異新住民家庭的親子關係如何惡化？移民／工群體在台灣是否擁有足夠的文化支持網絡？失聯移工的結構性因素為何？然而，劇作卻未展開這些討論，而僅將此事件作為懸疑氛圍的引子。如此僅提取苦難符號，不免落入獵奇與簡化。隨後角色的對話，也多停留在悲觀主義式的陳述，例如「外勞這個詞彙一輩子跟著一個人」、「一輩子就這樣」。這樣的表述雖讓人感到痛心，卻使觀眾與角色同樣陷入無處宣洩的情緒迴圈，而難以進一步觸及問題的根源與可能的解方。

新住民面向：對移民／工的簡化論述

而在新住民的污名與困境再現中，也潛藏著類似的危險。劇中有一幕由演員扮演跨國仲介，互相比較「移民」（商品）的條件與價格，例如哪一家的移民會中文、收費低廉、能長時間工作、休息最少。這樣的再現方式固然真實反映了跨國剝削的一面，並能立即引發觀者的不適與憤怒，但同時也容易重複早期知識分子處理移民／工議題的簡化論述，將移民與移工單純化為人口販運與買賣婚姻的受害者，並以「將其從父權結構與全球資本主義網絡中解放」作為終極正義。此類敘事往往首先服務於特權階層的意識形態，而忽略了當事人在跨國移動脈絡中的協商能力與自主選擇；同時，它以一種「中產階級式」的想像去理解跨國婚姻與跨國勞動的理想性，進一步將涉及金錢因素的婚姻貶為低等、不道德，反而製造出新的階層化現象。因此，《白牆》中仲介角色誇張的模仿雖然有效揭示了「不把移民當人」的歧視視角，卻也可能在無細緻區分批判標的的前提下，傳遞了簡化的認知——將所有涉及金錢條件與仲介體系的跨國移動一概視為不道德，換言之，批判剝削的同時，卻也可能抹除了移民／移工在面對仲介體系時的協商與選擇空間。

白牆（文藝工匠提供╱攝影陳宥佑）

新二代面向：去魅策略與群體內部複雜性

相較之下，新二代的段落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色以「在台灣投胎機率有 12% 成為新二代」的自嘲說法回應外界的獵奇眼光，以相對疏離、冷調且統計化的語言處理，試圖消解「新二代」被標示為異質群體的特殊性，並直言自己不喜歡「新住民二代」這個詞。這樣的去魅策略固然能在獵奇傾向凝視之下減輕標籤化的壓力，也展現了對於過度標示的一種抵抗姿態；同時，我也認為這樣的傾向本身有其意義，畢竟在主流文化的框架裡，去除差異確實能暫時減輕被獵奇的負擔。但或許還可以想像另一種方向——差異政治的激進視角，即不僅僅是否定標籤，而是讓差異本身得以被承認並獲得正當位置。這兩種觀點並非互斥，而是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思考空間。最終的期許或許是：對於「新二代」這個身分，我們能更細緻地去辨識，哪些是不願再被獵奇、大寫的部分，而哪些則是差異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

另外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角色隨後坦承自己曾對母親的嫌惡，這一真實揭露打破了外界對移民／工群體的浪漫想像，更從新二代的視角描繪他所看見的新住民母親——並非外界所預設的群體內部必然同質、相惜或彼此依偎。事實上，內部關係往往更為複雜，甚至可能因社會輿論的再現與標籤，造成新二代對母親或內部群體的排斥。劇中角色也提及新住民家庭相對較高的離婚率，這一點與母親缺席的經驗交織，使得對母親的嫌惡既是社會輿論建構下的結果，也是家庭結構失落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這兩者並非單一原因，而是相互作用。當社會輿論、家庭內部網絡與支持系統都無法接住新住民時，家庭離異的發生率自然更高，而這樣的結構性脆弱又進一步加深了親子關係的裂縫。這種多重壓力的捕捉，使作品在新二代的再現部分，展現出一種值得深思的複雜性，也點出了污名如何在社會與家庭雙重層面持續作用。

結論與反思：主體發聲的意義

整體而言，《白牆》對於污名的展示稍嫌廣而不深，甚至有些失焦。作品雖然觸及了移工、新住民與新二代的多重經驗，但多半僅停留在污名的呈現與並置，缺乏聚焦的深度，建議未來若能更著重於某一核心點，並嘗試在既有論述之外尋覓不同切入觀點，或許能開展更具批判性的可能。尤其在結局，三位角色唐突地決定走出白牆，僅另一角色選擇留下，傳達出「不是所有人都能從創傷與污名中走出」的意涵。這樣的意象雖然清楚，但處理略顯倉促，使得角色的轉折缺乏說服力，整體基調仍顯淪為情感性的宣洩，而非深入的結構性探討。此外，白牆空間的設置、黑色圓形平台與四散的花瓣，隱約能感受到符號對話的企圖，但對我而言尚未形成足夠清晰的邏輯脈絡，因此一時難以讀解符號之間的辯證意涵。

不過，作為長期關注移民／工議題的新二代觀者，我也意識到一種矛盾。一方面，跨國產業鏈的剝削、社會性的歧視、國族主義的排除，早在 2000 年代即已有 TIWA、移盟、夏曉鵑、藍佩嘉等團體與學者揭示，近年亦有簡永達《移工築起的地下社會》等書寫延續此一討論。在議題早已被反覆揭露的前提下，若再現僅止於經驗展示，確實容易讓人懷疑其效力與延續下去的批判性。然而，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反省，是否正因為這些發生在主體身上的創傷經驗過去已被特權者率先捕捉並代為揭示，使得當主體終於開始發聲時，做為觀者的我們卻反而以更嚴苛的眼光檢視，甚至將「重複述說」的成本加諸於他們？如是觀之，污名的展現與控訴並非全然無意義——移民／工議題至今發展僅三十餘年，從過去被期待銷聲匿跡，到 2016 年新南向政策後逐步被鼓勵尋根與發聲，仍是持續推進中的轉向。就此歷史脈絡而言，《白牆》雖顯稚嫩，但同時象徵著群體逐漸長出的創作量能與發聲嘗試。從移民署第五屆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台菲新二代鄭宇淑的 Hernandez 合南地劇團推出的《蘭語》^【3】，到台越新二代簡宏勳於第十屆提出《新二代初探歷險記－青春溯源計畫》^【4】，再發展為第十一屆完整作品《白牆》並登上台北藝穗節^【5】，都顯示出主體創作能量的累積，以及新二代創作者的逐步出現。這些作品或許尚未臻於成熟，但已經從過去不被鼓勵發聲的歷史中，逐漸生長出屬於自己的力量。因此，作為評論者，此文固然對創作團隊提出在既有論述基礎上深化批判性思考的期待；同時，作為觀者，也內省對新興主體聲音的苛責往往來自於特權視角的期待。如何在批判之餘保持歷史性的意識與理解，或許也正是移民／工劇場評論中具倫理性的課題。

注解

1、參照〈違法聘泰籍移工丟包不成竟殺人　基隆雇主判14年6月〉。

2、同注解1。

3、參照〈關心新住民　合南地劇團蘭語週五演出〉。

4、參照〈【築夢】新二代溯源尋鄉尋親：找回與母親故鄉的文化連結〉。

5、參照第11屆新住民及子女築夢計畫臉書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