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節慶」的時間與人稱──台北藝穗節開幕活動「特務遊」
九月
26
2014
臺北藝穗節開幕活動「特務遊」(臺北藝穗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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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鋒(專案評論人)

節慶時間是一種古典的、連續的幻覺時間,人們在那時刻不自覺地以為「所有人可以共享一種時間」,通過儀式的穿透與縫合,「我」於是成為「我們」。這裡的「時間」由兩重層次相加得出,一是「何時舉辦」的客觀時間,一是人們「參與意識」的主觀時間。但到了崇尚工具理性、充斥消費主義的現代社會,「節慶」質變、裂解為「活動」,「火」被視為危險的事物,「水」必須幻身冰桶才受准許,平貼於生活。

棄喪神話與儀式的當代節慶,逐漸變成消費活動的一環,這並不表示它注定失去「聚眾」的可能性。倘若當代節慶的理想之一乃指向「閒暇」的再造,在這個使節慶變得狀似唾手可得,刻刻包裝閒暇的消費社會中,如何通過「製造節慶」找到反包裝的力量,應該還是重要的。但這也並不容易,畢竟「包裝」像是消費社會的去人稱自動書寫機制、無業績上限的24小時代工機械模組。

這種以反包裝翻轉包裝的情境,我在台北藝穗節開幕活動「特務遊」當天再度體認到:那時我尾隨特務前往西門町肯德基前空地,準備觀看一組藝穗節團隊進行街頭展演時,先經過武昌街與漢中街的屈臣氏前廣場,那裡正進行「西門享樂祭」Cosplay競賽的決賽。特務帶領的路徑,必須先穿過該座活力四射、觀眾擁擠的舞台周邊,那裡的舞台演唱和藝穗節這裡的街頭展演,聲量與人流皆無法相比,我不禁又想,這是藝術/藝術工作者/藝術節在台灣的宿命嗎?

先讓我還原整幅場景。八月三十日星期六,「特務遊」的日子,我加入001路線,尾隨該組特務騎UBike、走路,路線是「中華路一段與開封街口中山堂廣場→牯嶺街小劇場→永康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小舞台」,每一定點皆有一場街頭展演,從永康公園到大安森林公園主舞台,是跟著大隊人馬走路。今年的台北藝穗節開幕活動,依藝穗節演出場地座落區域分成七條路線,將往年大隊人馬集中式的遊街形式,化整為零地散裝置換為特務小隊,由志工擔任特務,騎UBike、搭捷運、走路到該路線的每一定點,將藝穗表演團隊於該地進行的街頭展演,以及合照,即時攝錄及回傳網路上,與大安森林公園主舞台的現場螢幕。這樣的操作方式形成兩個與往年可能不同的主體置換狀態:遊行模式從「實域主體」置換為「網域主體」,從「表演團隊-觀眾」主體置換為「志工-表演團隊」主體。

再與往年六屆相較,這兩組狀態的移換,可能指向將志工變成創作者、多頭路線的時間統整演算、符應網路社會型態的媒體傳播模式等變異,而「七」條路線與第「七」屆的數字對應,也是其中一個小趣味。尤其就「網域主體」來看,近二十年網際網路普及化,改變人際互動的方式,時間因而被切割得更碎、不連續。時間碎裂化就像是網絡社會的衍生性商品,關於這一點,只要每個人回想一下自己使用網路社群媒體的時候,就可稍微感覺到。社群媒體衍生的強大動員潛能,看似使節慶的幻覺時間變得更容易,我以為實則相反。社群媒體的時間感時常是斷落而破碎的,人們在這一秒轉貼一則某某的訃聞,下一秒瞬即分享玩樂的優惠,那些被瀏覽、轉貼的頁面、事件,彷彿只是路過我們的生活,很少有機會佔領我們的心思,專注、慢讀,較長時間的浸淫變得更難。

換句話說,當「特務遊」選擇投注一大部分心力於網路的群眾時,某種程度是避開了「共享時間」的建構,網際網路看似具有「即時」的本質,但反而在節慶時間之中,它可以離開「即時」。從我尾隨的四號路線來說,由於白天的炙熱,以及街頭展演的設定,像在西門町某間生活百貨、中山堂前廣場,其實圍觀群眾是不多的,這當然也牽涉到地點的選擇(也可回到我在第三段寫到的那回體認),但我想,策展團隊選擇網路為主要工具及宣傳場域還是主因。因此,它涉及新的人次演算,已經不能用過去那種現場數人頭的統計做為唯一根據,但回向來說,這正也是策展團隊需要面對的必要統計之難。它的本意不是為了重蹈「衝人次」的偽活動效益評估,而是要找出與其操作方式相應的「創造觀眾」的關係之建構。「人稱」,在這裡比「人次」重要得多。

「志工-表演團隊」主體是另一有趣之處,且與前者實有對應。實域的「觀眾」在這裡從一大群變成七群,猶如分散風險一般,的確讓「特務遊」不需要「召喚」觀眾也能成為一面狀似豐盈的城市風景。在省事與費事之間,在包裝與反包裝之間,策劃團隊的確找到了一個貼近現下社會型態的策略。

相對的,這樣做換來的可能是「實域」的削減,意思是,削減了「實域」的「特務遊」,長遠來看究竟是好是壞?網域的閒暇是否與實域的閒暇可以等同?又或者,此之回返的還是「節慶如何存在」、「藝術如何召喚群眾」的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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