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正常人》主要由腦性麻痺患者謝筱君在舞台上單獨演出，然而與她共同發展作品的表演指導何怡璉與肢體指導陳宜君卻坐在舞台的前緣，像是對話一般，在過程中挑起、挖掘、與詢問，像鋪石子的人，搭好路徑讓謝筱君走上去。

兩人在台下的探問與對話，這並不意味著謝筱君的不能。如同觀眾進場需要先脫鞋、踩上從場外綿延入場的各質料白色織品，進入這一個白色的世界。那不是一個「純白」的場域，而是能看出每個白的區別、不同材質的相配合。這樣的空間，或許是表演者的內心，卻也或許是我們的自我投射。所以那鋪出的鵝卵石、延伸的白色，是為了讓所有人在內心相遇的鋪設。

這也如同演出的一開始，像是心理劇一般【1】，筱君藉由扮演，回到過往生命的幾個重要片刻：母親嚴厲的陽台對話、父親的唯一擁抱、同學的嘲笑，或是對另一個身障者的憐憫與羨慕──他動不了離不開，卻能免去許多閒言閒語。在這過程中，筱君會是自己，也會化身另一方，說出內在心聲。在藉由自己與自己揣想的關係人間的對話，達到某種理解與坦白，也帶出了母親告訴她「妳是一個正常人」、和別人沒什麼不同的兩面性。

開場的內心回溯可說是整個演出「扮演」最多的地方，也是最鑿開演員內心、激起觀眾同情者，故而在觀看時我難免有所質疑。作為一個應用劇場工作者，我知道和一般民眾一起發展創作時，個人故事的重要性與私密性。個人經驗與故事能讓當事者學會表達與梳理自身，在認識自己之後去觀照、同理他者。而若能從個人經驗中再看到社會結構面，進而釐清討論，那便能帶出更多層次的思考，這也是避免陷落入太多個人情緒，只有情感的沖刷。而另一方面，純以個人故事展演時，那樣的「個人」勢必得有其特殊性，能成為一種奇觀。此即是身心障礙者展演中困難的，當我們去觀看「身心障礙者演出」時，期待的是看到「身心障礙者」抑或是「表演本身」？【2】

慶幸的是，創作團隊並沒有要以筱君的個人歷程去做同情的牽引，而能藉由筱君的主體能量，打破觀眾對「障礙者演出」的誤讀。之後筱君走到觀眾入場的留言板前，閱讀留言，劃去或撕去不符合她、讓她不悅的話語，尤其是「我很同情妳」、「聽到腦麻者會想幫助他們」這樣的句子。這樣的話語也顯示了非障礙者對障礙者的位階，是一種上對下的關照，也是這些話語，讓障礙者無法成為「正常人」。當筱君回應留言、並同時批判自己過往不喜歡自己身體的原因時，便展現了她的主體性。雖然對自身的批判：字寫不好、脖子無法控制的移動、容易跌倒等，都是相對於外界觀看與社會期待的自我審判，但當直指及面對之後，才開始有轉化的可能。因為那不是一味的追求多數人的「正常」，而是知曉與接受自己的「非常」後，在差異之間，有屬於自己的「如常」。【3】

因此也帶出了筱君的好朋友不倒翁，讓不倒翁站立在自己身體各部位超過十秒、並和觀眾挑戰，以至最後將自己比擬作不倒翁，也從不斷跌落的意象進展到與自己的障礙共舞、與真正的自己共舞。如同筱君在節目單中寫下：「在生活中，我只能作堅強的自己；但在戲劇裡，我可以做真正的自己。」「在很多時候，我們都必須想要打造一個完美的自己給別人看，總是害怕別人看到自己的不完美，但什麼是不完美呢？不完美也是完美的一種不是嗎？」

韓少功在小說《馬橋辭典》中談論著「共同的語言」之不可能，而我想這也可以和「正常」替換：「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所謂『正常』，永遠是人類一個遙遠的目標。如果我們不希望交流程為一種互相抵銷，互相磨滅，我們就必須對交流保持警戒和抗拒，在妥協中守護自己某種頑強的表達──這正是一種良性交流的前提。這就意味著，人們在說話的時候，如果可能的話，每個人都需要一本自己特有的辭典。」【4】而這也是給予我們觀看不同群裔的他者時的提醒。

演出最後，筱君感謝了自己的身體，曾經那麼痛恨的障礙，造就了現在的她。這些和障礙共處的生命歷程，即是她的辭典。也是這樣的接受之後，「我是一個正常人」這句話才有了力道──正常，不是以著社會普遍眼光去評判；正常，是我能夠以我的方式，走出自己的道路。

注釋

1、心理劇（psychodrama）是奧地利醫生莫瑞努（ Jacob Levy Moreno）於1934年所提出的一種心理治療療法。個案可透過心理劇來了解自己獨特的人際關係和人格結構，是不需排演的即興演出，無固定劇本，無舞台限制，只要有一個空間就能表現出個人心理事件中的某一幕情節。治療者的角色是整個劇場的導演，導演透過個案肢體表達、內心世界的呈現、輔角的選擇和心理位置的移動，來幫助主角去探索他本身的問題所在。（摘引整理自教育部教育Wiki：心理劇）

2、《我是一個正常人》是筆者在台灣看過的第一個身心障礙者劇場，之前的觀演經驗主要在德國，如傑宏‧貝爾和Theater Hura的 ＂Disabled Theatre＂、柏林Theater Thikwa或是Theater Ramba Zamba的作品。當時看的作品都以身心障礙者即是表演者去創作與設計，討論不同的議題。

而這提問「當我們去觀看『身心障礙者演出』時，期待的是看到『身心障礙者』抑或是『表演本身』？」始自回台後，特別是有越來越多的素人劇場開始。也對應到劇評人吳思鋒過往文章〈身心障礙者的劇場──個人觀看經驗的省思與回顧〉：「『我覺得演員表演得很棒，很感動。』從2004年初次以導演兼觀眾的身分參與身體氣象館策辦，身心障礙者為表演主體的『第六種官能表演藝術祭』開始，每場演後座談幾乎都會聽到這樣的觀眾回應；準確來說，應該是從2003年9月我進入綜合障別（智能障礙為主）的角落工作文化表演團（簡稱角落劇團）擔任劇團行政企劃以後，就在角落的活動場合，常常聽見這一類的觀眾回應。換句話說，從受眾的視點回觀，身心障礙者與劇場的相遇，一部分仍擺脫不了同情的市場性。」《現代美術》169期（2013年8月）。

3、這部分可對應到洪瑞薇〈給自己的一封身體情書《我是一個正常人》〉中寫到劇團邀請了諮商師吳明玉參與製作，其以劇團心理諮商顧問的角色提醒：「我們不能再去複製整個社會文化環境加諸在她身上的東西，我們不是在演出，而是陪她一起分享、整理她的生命歷程，目標是把自己找回來，不再被別人定義、把自己搞得支離破碎。」發表於Qbo表演藝術論壇，2018/08/27。

4、引自韓少功《馬橋辭典》。唯將「共同的語言」代換成「正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