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鍾承恩（獨立評論人）

《最後的錄音》以劇場工作者王墨林為核心，儘管王墨林的生命狀態，深刻地與戰後冷戰戒嚴體制，以及80年代的小劇場運動糾纏，但《最後的錄音》並不是一個讓人重回歷史，或意圖解決歷史的場所，而是帶領身體生產歷史的現場。

整場演出的形式，由年近八十的王墨林，隻身一人繞行在兩座堆積成山的廢棄桌椅之間，讀著手中的稿子，並與過去的錄音筆記相互穿插。這些濃稠的思考，跳躍在2024、1971、1982等時間點，覆蓋了王墨林的軍中年少與劇場運動經驗。它因而不是一堂讓觀眾惡補戰後歷史的劇場歷史課，也並非豎立起一座讓機械性重複「小劇場運動已死」的人們，能夠加值感動情緒的豐碑。

王墨林拒絕成為一座「又聾又瞎的紀念碑」，而《最後的錄音》也並不是一場清晰的回顧。在繞行的過程中，王墨林手中的稿，那些可能被作為答案提出的思考，一再地被言說出來，卻又一再地被王墨林隨手丟棄，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檔案化的慾望。「四十年的歷史難以說明」、「我還要說下去嗎？還是不說？還是要繼續下去啊」等充斥著懷疑、卻並非造作的語言，透過王墨林找不到支點的衰老身體，與隨時可能迷失在空間中的小心翼翼，再再避免了將眼前這個走不出去的空間，浪漫化成一個可以被整理完成的故事。在70分鐘的演出過程中，當記憶一次又一次地穿透王墨林的身體，他在黑暗中的行動、拋棄與再行動，展現的並不是回顧，而是一個生產的狀態。

劇場體現出的王墨林，並非是站在年近八十的端點回望，而更像是他早已以這種姿態，在此處遊蕩了許久。而當我們觀看到，記憶、聲音與空間，都正在眼前堆積著，而身體卻始終沒有真正走到那個「過去」時，恐怕也已打消了想要將「歷史」打包帶走的念頭。當身體的真實狀態被擺出來，也就戳破了：「從黨國、解嚴、小劇場運動，一路走到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回頭理解」的幻想。然而相對於就此失能地潰逃，王墨林，或許也早已不只是王墨林，卻依然拖著椅子在黑暗中艱難行走，在陳界仁、王明輝，以及整個團隊的協力下，引領觀眾進入這個從來就是當下，同時也是未來的，充滿歷史卻缺乏身體的嚇人現實中。

在這個空間中歷史沒有出口，但也不因此使本戲成為一個悲情受難的敘事。「時間對死亡是詛咒，對生命是救贖。」《最後的錄音》並不將歷史看作一套封閉進而死去的敘事，而總是讓歷史處在被生產的位置上。因此，我們隨著王墨林進入劇場，透過身體意識到，從反共到解嚴，從小劇場到小劇場已死的歷史，其實是時間一次次經過生命，在身體中持續生產的狀態。

在演出的最後，王墨林抱著錄音機，背對著觀眾蜷縮在地板上。燈光漸暗的同時，王墨林學起了狗吠的聲音。與筆者同行的友人在演出結束後，分享了他聽到狗吠時，竟產生了想要跟著吠叫回應的衝動，來抵抗自己成為「又聾又瞎的紀念碑」。這樣的觀察十分精準，當黑暗模糊了王墨林的表演與錄音的辨認，空間中的吠叫也成為一種此起彼落的共鳴，暗示了極其溫柔的可能性。儘管歷史無法被輕易打包帶走，王墨林也無意更不可能替代我們進入歷史。但正如團隊對他的陪伴、王墨林對觀眾的引領，在調動身體的吠叫之中，我們依然有一起重新生產歷史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