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間的歷史,掌中的命運《父親母親》
11月
20
2026
父親母親(同黨劇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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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尹良豪(2026年度專案評論人)

從一張舊照片讀起

一張泛黃的舊照片,意外牽引出一段被家族刻意擱置的身世。阿文(吳世偉飾)在整理養父遺物時,發現照片中一對站在布袋戲棚旁的男女,女子懷抱嬰兒,男子手持兩隻布袋戲老虎,而這張照片也成為他尋找親生父母的唯一線索。同黨劇團《父親母親》由此展開一場橫跨日治時期、戰後政權更迭至白色恐怖年代的追尋,透過阿文走訪戲班、拜訪故人的過程,逐漸揭開一個家族不曾言說的生命史。作品並未將歷史處理成單純的年代陳列,而是讓每一次訪談都成為記憶的重新拼接;同一段往事,經由不同人物的口述,時而出現補遺,時而產生落差,原本看似清晰的身世線索,也因新的證言而不斷偏移。這種敘事方式尤其值得玩味,因為記憶從來不是一份可以完整複製的檔案,它既受到時間侵蝕,也受到個人立場與生存經驗的制約。

反觀,當代社會早已進入影像大量生成、編輯與流通的時代,人工智慧甚至能夠模擬不存在的影像與聲音,然而,影像的真實性並不等同於生命的完整性;照片可以證明某個瞬間曾經存在,卻無法交代鏡頭之外的人如何相愛、如何受難,又如何在漫長歲月裡承受失去。《父親母親》以尋親作為入口,真正展開的卻是一場關於記憶如何被保存、如何被遺忘,以及後代究竟能否承接前人未竟生命的追問。

掌中的歷史重量

若說舊照片開啟了家族記憶,那麼布袋戲便是貫穿整部作品的另一條敘事軸線。貓仔(韋以丞飾)從小浸淫於戲班環境,歷經拚臺、改良與轉換演出形式,始終試圖在傳統技藝與觀者需求之間尋找出路。劇中由紅鼻師拚臺開始,逐步帶出戲班為了吸引觀者而進行的種種嘗試,從放大戲偶、改變演出方式,到坤輝師(呂名堯飾)提出組成木偶綜藝團,甚至構想結合流行音樂與歌舞表演;相較之下,貓仔始終更在意劇情與操偶本身的完整性,兩人在藝術理念上的分歧,也因此成為人物關係的重要轉折。

父親母親(同黨劇團提供)

這段情節使筆者意識到,傳統藝術所面臨的困境,從來不只是受眾流失或市場萎縮,更涉及一門技藝如何在時代更迭中保有自身的審美判斷。創新固然不應被視為對傳統的背叛,但若僅以市場反應作為衡量標準,藝術又可能在追逐聲光效果的過程中失去原有的敘事根基。尤其當阿文以近乎貫口的節奏,一口氣唸出眾多布袋戲班名稱,配合音響與燈光的節奏推進,密集的聲音與資訊形成相當鮮明的舞臺效果,卻也明顯感受到,這些曾經存在於臺灣各地的戲班,不應只成為一串被快速唱名的歷史符號。倘若作品能再多留一些篇幅,讓觀者看見不同戲班在操偶技法、劇目選擇與表演美學上的差異,布袋戲這條敘事線或許能從歷史背景進一步成為具有獨立價值的藝術論述。畢竟,戲偶不只是劇情中的道具,操偶者的手勢、節奏與對角色的理解,本身便是一種經年累月積累而成的身體知識,而這份知識,正是傳統表演藝術最不應被忽略的核心。

身體作為時間:演員如何讓歷史現形

在舞臺調度方面,本劇最令人折服的,是六位演員如何透過身體與聲音搭配空間動線的精準控制,在同一個表演空間裡完成三十六個角色的流轉。演員不依賴大量寫實布景,而是透過服飾細節、身體重心、步態、聲線與口音的轉換,迅速建立不同人物的年齡、性格與身分;有時一條圍巾、一把扇子,便足以使原本的角色轉化為另一個人物,而這些轉換並非單純更換外在裝扮,更涉及整個身體狀態的重新組成。如在幾處看似尋常的對話中可看見角色的性格逐漸顯影:八十八歲的坤輝師依然在意自己是否比得上貓仔,一句「二手本來就是在操偶,而我是主演」,不僅流露出他對自身技藝位置的堅持,也讓人看見一位老藝師不願退居幕後的心情。相較之下,阿雄師身為紅頭師公,嗜酒、言語風趣,談吐中卻時常帶著幾分嘲諷;他信神而不輕信人,彷彿早已摸索出一套與世道周旋的方式。這些細節讓人物不只是歷史事件中的某個身分,更有自己的脾氣、算計與執著。觀者也因此得以從人物彼此的應對與衝突,讀見那個時代的生活樣貌,以及傳統藝師在時代變動中各自尋找位置的姿態。

另一個值得細看的是四人同桌飲酒的場面:當年輕時的貓仔與坤輝師,與晚年的兩人同時出現在舞臺上,四個身影隔著不同年代舉杯、暢飲,酒瓶在人物之間傳遞,原本無法共存的時間竟在一個極其日常的動作中交會。這並不是單純以回憶重演過去,而是讓演員的身體成為時間的載體,使觀者直接看見青春如何與衰老並置,情誼又如何穿越生命的不同階段。此外,幾張實木圓凳經過搬動、堆疊,便能轉化為戲棚或其他場景,演員也在空間的重新配置中持續推進敘事。這種以身體和物件共同建構場域的方式,使舞臺保有高度流動性,也讓觀者的注意力始終停留在表演行動本身。

父親母親(同黨劇團提供)

被操演的生命

而全劇最深沉的情感重量,最終落在貓仔與米粉的生命經歷之上。貓仔從一名醉心布袋戲的藝師,逐漸捲入政治運動,在白色恐怖的高壓環境中遭到追捕;米粉則必須在情感、性別身分與生存之間不斷尋找容身之處。兩人曾經共享的情感,並沒有因為時代的壓迫而消失,反而在一次次逃亡與分離之中,成為支撐彼此活下去的力量。尤其貓仔為了保護戲偶而在溪流中遭到逮捕,後來又因政治案件入獄,直至獄中失聲、遭到槍決,這條生命軌跡使布袋戲的意象產生了更為殘酷的反照:操偶者原本透過雙手賦予戲偶生命,然而當自己也被權力操縱,便連決定如何活著的自由都逐漸喪失。劇中米粉在殯儀館辨認貓仔遺體的場面,尤其令人難以移開視線;當一雙曾經操演無數戲偶、創造無數人物的手,最後成為愛人辨認身分的依據,身體不再只是表演的媒介,也成為歷史暴力留下的最後證物。

這個畫面沒有過度仰賴情緒性的臺詞,卻讓死亡的重量透過一個極其具體的細節滲入觀者心中。另一方面,米粉在經歷牢獄與失去摯愛之後,選擇依照自己的意願生活,穿上女性裝扮,重新建立與世界的關係,並以安樂園作為新的生活空間。作品也未將米粉的生命停留在受難者的位置,而是讓他在失去之後仍保有選擇、行動與生活的能力。令筆者不禁思考,歷史敘事究竟應如何看待那些曾經被迫沉默的人?他們不應只被留下作為苦難的象徵,更應被理解為具有自身欲望、審美、情感與生活意志的完整個體。若作品能進一步深化貓仔政治信念形成的過程,以及他與米粉之間如何在不同生命處境中理解彼此,這段情感將不只具有悲劇性的感染力,也能更展現出複雜的人物精神面貌。

未竟的團圓

當歷史的時間線逐漸回到當代,阿文與阿凱(徐浩忠飾)的父子衝突,便成為另一條不可忽略的情感軸線。阿文對兒子投入社會運動感到不解,也難以接受同性戀的情感關係,父子之間的爭執,表面上源於政治立場與性別觀念的差異,實則更涉及上一代如何將自己熟悉的生活秩序,視為下一代理所當然應該遵循的道路。劇中以輕鬆幽默的對話包裹這些衝突,阿文面對兒子性向時的支吾、迴避,以及試圖透過泡麵表達關心的笨拙舉動,都讓人物不至於淪為單一立場的代言人。尤其阿凱以「阿公是一個DIVA」形容米粉時,當代語彙與上一代未曾言說的生命經驗形成鮮明對照,也讓觀者看見,語言的改變往往意味著社會理解方式的變動。然而,最值得留意的並不是阿文最後終於接受了什麼,而是當他真正理解自己的家族歷史後,才開始意識到,自己曾經排斥的生命經驗,原來早已存在於血緣與記憶之中。到了結尾,父子從彼此對峙逐漸走向靠近,兩人相擁的瞬間,長久以來無法言說的情緒終於有了出口;隨後,米粉與貓仔的往事再次浮現,舞臺將不同年代的人物與當下的家庭關係交疊,使原本已經失去的生命,得以透過記憶重新進入眼前。

父親母親(同黨劇團提供)

最後眾人學著老虎繞圓拍照,兩隻戲偶老虎再次成為影像中的重要存在,這個安排也與開場的舊照片形成呼應。只是,米粉並未輕易地回到阿文的家庭,而是保有自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這個看似沒有完全團圓的結局,反而使作品免於將親情理解成一種必須回歸既定家庭秩序的義務。從今日的社會環境回望,法律制度的進步固然為不同性別與情感關係提供更多保障,但真正的接納從來不只發生在制度層面,更存在於日常生活裡,是否願意讓彼此保有差異,而不急著要求對方成為自己期待的模樣。儘管最後父子關係的轉變仍稍嫌迅速,但這並不減損作品所留下的深刻餘韻。整部劇看完後會發現《父親母親》真正觸及的,不只是人在歷史中如何被命運操演,而是當人終於看見牽引自己的那雙手,是否還有勇氣將生命重新握回自己手中。

《父親母親》

演出|同黨劇團
時間|2026/10/25 14:30
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戲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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