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許東鈞（2026年度專案評論人）

歷史如果不依賴文字呈現，那麼，它的樣貌會是什麼？

在王墨林《最後的錄音》裡，其一生透過讀稿的形式，斷續地被道出。稿紙散置於兩側設有座椅的長桌上，也潛藏在兩座由廢棄桌椅堆疊而成、高近三米的廢墟之中；另一小座書堆的頂端，則擱著一臺收音機。甫一開場，王墨林從躺臥的地面緩緩起身，或坐，或走，在稿紙與殘骸之間往返。記憶在他的沉重陳述下，被整頓為極具文學性的文字；然而，當情緒與語調纏繞，語句也數度逸出筆者的聽辨，迫使筆者轉向英文字幕，確認那些正在被說出的往事。於是，文字既牽引著觀看，也暴露了觀演的限度：那些沉潛數十年的記憶，究竟如何穿過聲音與身體，在黑暗之中與觀眾再次相遇？

作為一名西元兩千年後出生的觀眾，筆者最初認識的王墨林，是公共電視節目裡反覆出現的小劇場運動先驅。外省第二代、戒嚴與解嚴，以及他在劇中以肉身述說的職業軍人經驗，於筆者都如此遙遠。這份遙遠，無法僅憑對普世情誼的理解，或以今日熟悉的平權語彙輕易跨越。他所說出的情感與選擇，都深嵌於一個筆者未曾活過的國家之中。

他與摯友卓明的相遇，在斷裂的敘述裡逐漸浮現。軍校成為這段關係的起點，也成為一道此後不斷返回的牆。兩人曾經翻越它，卻沒有就此走向相同的去處。作為男人，作為外省第二代的孩子，王墨林終究回到牆內，「苟且地」活著，也背負起背叛的自我指認；卓明則走向牆外，成為一介平民。那道牆區隔了兩人的去路，卻未能斬斷他們此後漫長的牽連。

最後的錄音（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攝影蔡耀徵）

在廢墟之間，王墨林平穩地走著，故事卻從月黑風高的行軍，移向尼克森訪問北京時的馬祖夜晚，再移向殺雞儆猴的槍決現場。從國到家，「愛國反共」貫穿日常，也貫穿身體。然而，在無數平靜的夜晚裡，敵人並未現身，留下的只有必須反共的身軀，以及隨時準備迎向敵人的姿態。幾次放下稿紙，他的手指末梢連帶至腳底的迴盪，重心游移於支撐的邊緣，彷彿剛從那些失去立足之處的夜行裡，走回劇場。

到了戒嚴鬆動、解嚴前後的歲月，這具身體走進小劇場運動。即使與卓明存在歧見，王墨林仍試圖把劇場帶往街頭，讓身體進入現實的衝突。在他的敘述裡，華美的舞台逐漸退後，浮現的是那些被國家秩序推向邊緣、卻始終生活於其中的人。曾經受命服從的身體，卻始終在學習反抗；只是，當身體走出軍營，國家是否也就此退出了身體？

《最後的錄音》與每一位觀眾之間，或許都橫亙著各自的距離。對筆者而言，那不僅是一具七十餘歲的身軀與一具二十五歲的身軀之間的距離，也是兩種國家經驗、兩段歷史身體之間的距離。他曾在國家要求身體服從的年代裡，尋找反抗的可能；筆者則在許多反抗已被寫入歷史、自由已成為成長前提的時候，開始學習辨認，究竟還有什麼規訓著自己的身體。

筆者一度想將這份距離稱為「沒有運動的年代」。然而，運動並未缺席，缺席於筆者身上的，是他所經歷的那一場場運動，以及使他不得不起身的歷史處境。即使今日的身體仍然走上街頭，也未必出於相同的恐懼、憤怒與未來想像。筆者無法僅憑反抗的姿態，便認領他的記憶。當我們在劇場裡相遇，歷史早已以不同的長度，奠定彼此觀看世界的視域。

看著王墨林回顧自己的一生，筆者逐漸感到，那些被收攏於有限稿紙上的家、國，以及承載反抗的身軀記憶，在此刻都成他口中的一道道牆。他曾在以反共為宗旨的國家中生活，其後又不斷與那套敘事留下的幽靈交手。然而，連同滋養他的記憶一起抵達此刻的，還有衰老。曾經使反抗成為可能的時間，如今也在他的步行、停頓與起身之間，顯露催促生命的另一副面孔。

最後的錄音（臺北表演藝術中心提供／攝影蔡耀徵）

最終，王墨林抱著一隻由錄音機化身而成的流浪狗，側躺在兩座高聳的桌椅廢墟之前，書堆之右，電視螢幕之前。黑暗之中，螢幕的七彩光亮，映照著他灰暗而側臥的身軀。數聲狗吠傳來，究竟是王墨林化身為狗，還是那隻錄音機之狗，暫時承接了他的今生？我們無從判定。聲音仍在，卻已難以辨認它究竟屬於誰，又從哪一段時間抵達此處。

彼端的投影裡，鏡頭在樹牆內外來回游移。那道牆看來不比王墨林與卓明當年翻越的牆堅實，卻依然區隔著內外。牆前，是倒臥的王墨林，以及被留在觀看位置、無從介入的觀眾。鏡頭可以往返，身體卻未必能夠跟上。

而對我們這個世代而言，一道牆，究竟意味著什麼？

當身體成為記憶的載體，人也被困在自身的經驗裡。親歷者無法退出已經發生的過去，後來者則無法僅憑聆聽，便取得同一段生命。然而，當聲音離開說話的人，當動作留在另一個人的眼底，記憶又開始逸出原有的肉身。那些由身體一次次翻牆而留下的歷史，於死亡逼近之時，仍可能在他者的時間裡徜徉、藏匿，等待下一具肉身，使它重新顯影。

於是，《最後的錄音》所指向的「最後」，未必止於王墨林生命的終點，也未必是劇場的終點。肉身終將顯露自身無法與時間同謀的界限，而歷史能否繼續，或許就繫於那些未能被一生說盡、卻仍被他人聽見的片刻。在時間這面高牆之前，人們只能循著牆上的孔隙，摸索肉身所能抵達之處，將記憶送向尚未可知的彼岸，將歷史奉為圭臬，再以不斷衰老、遺忘、偏離的肉身反覆咀嚼，將未能嚥下的追問留給後來的人——直到「最後」，仍未成為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