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演出作品的欄位打上「華山突襲」，還得加個雙引號的框框，其實是個很詭異的事情，畢竟華山突襲實在是個很難被框在特定地點與特定時間的「演出」，倒是比較類似於將表演做為一種手段、不斷發生、並仍在持續進行的行動/行為藝術/社會運動。要怎麼定義「華山突襲」，應該一直都會是個模糊的問題。

然而，模糊性或許就是這一連串的突襲行動中，最重要的政治性意義所在。華山突襲的模糊性首先發生在對「評論人」身份的再界定：一般而論，評論人時常被認為應當抽身於作品之外，以袖手旁觀的犀利冷眼看出創作者的無意識、時代的集體性、當代表演藝術的流向與趨勢......（之類的），而為了維持評論的客觀性，評論人最好也不要跟創作團隊有什麼瓜葛。不過，華山突襲打從一開始就讓「評論」必須發生在行動當中，畢竟華山突襲在行動的方法上，主要使用聲音、身體、動作、觸覺、溫度，這些行為都相當需要身體與感官的投入，倘若沒有做中觀察的體會，沒有與突襲者的閒聊互動，實在很難從置身事外的位置觀察到什麼東西，更無法只用眼睛跟腦袋便能理解這些突襲行為的意義所在。我必須承認，當評論人開始必須投身其中，評論才能發生時，這篇評論自然是不若待在觀眾席之類的評論那麼「客觀」，雖然我認為在華山突襲的例子裡，主觀應該比客觀重要且真實多了。

讓我舉個具體的例子吧！在某個週末的下午，其中一位突襲者帶領閉著眼睛的我，從位於華山園區右側的遠流書店，一路經由廣場的木棧道緩步慢行至果酒禮堂旁，視覺的關閉讓我對溫度的感受瞬間變得敏銳了起來，我開始感受到四處鋪設柏油的華山園區是多麼悶熱難耐，而有草地的地方如此涼爽卻又相當稀少，在四連棟中間的通道也沒有樹蔭與座椅，這讓我在炎熱的夏日裡，只想趕快進入展場或商店內吹冷氣。「他不要我久待」，這是我用溫度理解華山空間後所得到的訊息。而另一次在光點華山前通道的身體練習，也同樣告訴我這點；那次的練習是用雙手反覆劃八，並在過程中感受身體內外氣息的流動，但每當我的八劃到外圍時，總感覺到循環的氣息被鐵架與玻璃所搭建的通道所截斷，牆上電影看版的強烈光線也時常阻斷空氣的流動感，我只好四處尋找著可以好好劃八的去處，結果發現最好的位置是在尚未進入通道口前、還可以看到天空的區域，但只要一進入通道內，所有的光線、建材、溫度所共同指向的方向，不是要我直直走過去，就是要我走進去電影院。

既然他不要我久待，我就偏要待。戲耍華山對公共空間的規制，便是華山突襲的第二個模糊性：華山管理單位對華山的空間規範很清楚，運用柏油、木板、玻璃、草地、光線、聲音，明確區隔出什麼地方是展區、休憩區、商店、餐廳，即便沒有文字指標，每個走進華山的人一定不會搞錯，也會自動地在被劃定是什麼的地方做屬於那裡的事。然而，華山突襲會發動的原因，便是因為華山在幾年前，並不是一個被如此清晰規範的所在，人們可以在華山的任何區域隨意地閒晃，而不用被規定要在這裡吃飯、要在那裡消費、這邊不要坐著、到那邊再坐，藝術家的進駐更無需通過官方審查，也不用繳交高額的場租費用。因此，華山突襲的突襲者們認為，現今的華山名為「公共空間」，實則一點都不公共。

為了喚回公共空間的公共性，突襲者們開始在華山管理單位不願人們久待的地方盡情遊蕩，例如在不希望你停留的地方打太極、在不希望你躺下的地方野餐、在巴不得你快點花錢進館參觀的走廊跳舞、在希望你購買文創商品的地方閉眼遊走、在各種商家交織嘈雜的音樂之間唱歌，反正這些音樂都互別苗頭到讓人精神錯亂，突襲者只是透過聲音突顯這個事實而已。在每一次的突襲行動中，突襲者藉由開啟華山空間的不同用法，以鬆綁被官方與資本主義所明確規制的公共空間，也為了能持續地行動而不要被警衛趕走，突襲者把目標放在發覺華山管理空間的灰色地帶，並在「可以/不可以」的那條線上盡情嬉戲、游移。畢竟如果華山真的是個夠公共的公共空間，為什麼人們不能在義麵坊前面做瑜伽呢？但重點從不是要把餐廳前面變成瑜伽會館，它也可以是舞廳、禪修場、星光大道，或就是個交誼廳，所以華山突襲的目標並不在衝撞或改變現有的空間規制，反而是重啟公共空間的模糊性與多樣性。

過程中，突襲者們發現維持模糊性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玩」，這也是華山突襲的第三個模糊性。玩樂的力量超乎突襲者們的想像，當突襲者將注意力放在與彼此嬉鬧時，不僅能瞬間消融突襲者對華山的防備心，以及好像要反抗什麼、成為烈士的責任感，同時，玩樂也在突襲者與華山的遊客之間，建立起某種有效的連結，讓突襲者原本在這個不太歡迎自己停留太久的公共空間所感受到的莫名壓力，似乎都能在玩耍中瞬間消散，而不再害怕或擔憂會不會下一刻就被警衛帶走。與突襲者擦身而過的遊客，也因為看著這群好像玩得很開心的人而感到好奇，於是觀看、停留、詢問、交談，此時，雙方的交流與對話便成為了可能。

華山突襲大概玩了十來種遊戲吧！舉凡饒舌Battle、動作傳遞、鏡像模仿、即興舞蹈、呼喚絕不回頭的人回頭、在兩個聊天的人中間大吼大叫、閉眼摸索草間彌生的人形看版......，有時候這些行為看起來像是個表演，例如在木板地上即興跳舞的時候，還真吸引不少的「觀眾」，有時候又只是閒聊、遊蕩、嬉笑、戲仿，讓警衛或店員時不時的出現觀望，不知道該趕還是不該趕，畢竟突襲者們沒有破壞公物或妨礙他人，只是做些不被期待會出現在這個空間中的行為而已。這些模糊的玩樂行為或許不若反抗口號來得激情或具體，但當人們開始交流彼此對華山的記憶，並一起發現公共空間是否存在著不同的可能與想像，趣味便成為了華山突襲的行動中，最能聯繫彼此溫度的有效介質。於是，即便沒有完整的論述、與當權者的斡旋、令人潸然淚下的演說與歌曲，這種常見於社運場合召喚集體性的方法，華山突襲透過玩樂所構成的模糊性，卻仍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與態度，畢竟，以模糊流動的姿態存在於規範明確的文創空間場域裡，而他人會因此覺得有趣或不安，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政治。

「孤臣無力可回天」，華山突襲的發起者劉純良這麼對我說道，畢竟華山的商業化已成定局，抗爭的時機也早就過去，若在突襲行動中訴求激進的反抗立場，換來的或許只是更多的警局案底與法院傳單，但華山的空間性質仍不會因此改變。與其壯烈的衝撞，突襲者們更想問的是：「華山還可以是什麼？」，維持答案的模糊性並不是放棄找尋實質有效的解答，而是不讓公共空間應具有的異質性與流動性，在已被商業化的清晰空間規範後，又要再被激情的言語所制約。模糊可以是種立場，對華山突襲來說，正是透過人際之間的玩樂與互動，鬆綁彼此對空間的慣性認知，在現今已行文創之名行商業百貨之實的華山，還能藉由模糊性的介入，讓原本就屬於公共空間的華山，能重新再貼近「公共」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