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肺炎疫情持續延燒的當下，人人自危，彼此的疏離感、猜疑與不理解不斷地加深；NSO國家交響樂團在決議不取消演出的當下亦罵聲四起——但或許在音樂會之後，我們都理解到這是一個再明智也不過的抉擇。（顏采騰）
本場演出「本來」便是已訪台數度的柏林愛樂前樂團首席布拉赫擔綱領奏與協奏曲獨奏的一枝獨秀。但計畫總趕不上變化，布拉赫因健康因素而臨時取消了行程。NSO因而臨時邀請俄國小提琴家伊利亞．葛林戈斯來臺緊急救火⋯⋯曲目由領奏改為指揮帶領後，樂曲的「詮釋」便有了更多值得討論的空間。（顏采騰）
除了也許無法擋的中產階級拘謹（且昂貴）的魅力誘惑，華格納鐵粉旅行團逐漸成團之外，是否亦可期待更加批判性地觀看樂劇，成為蕭伯納筆下的完美華格納人，未必是老蕭期待的費邊社會主義，或許由不同製作風格，激盪出尼采式的價值翻轉，造成華格納、尼采、蕭伯納都期待的個人至社會的改造？（王寶祥）
「一桌二椅」的概念是相當好的出發點，但在實際運用上應是相當困難的，如何讓寫實的一齣歌劇，朝向寫意的、京劇式的、充滿象徵元素去發展，還必須與所有環節相配合。（武文堯）
視覺極大化的母題貫穿拉夫拉的歌劇製作，以強烈的燈光，搶眼的布景，吸睛的機械，企圖與華格納強勢又繁複的音樂一較高下，而視覺語彙編織的敘事，訴諸的可能是感官多於理智。（王寶祥）
赫比希太著重於細節而使得音樂的銜接不通順，大方向更是易迷失。馬勒音樂中最重要的結構無法被指揮梳理的清晰，當然也就使得演出效果差強人意。馬勒音樂中的複音效果未能被指揮清楚的指示，許多對位聲部都顯得含糊不清。（武文堯）
呂紹嘉試圖在《命運之歌》營造神界的飄渺與人間的不安，但在實行上並非易事。一開始極弱的力度讓音樂吹彈可破，降E大三和弦的木管部份在音高上有些遲疑不決，但到了低音號與單簧管以三連音扶搖直上，呼應定音鼓的節奏動機之後，就漸入佳境。（劉馬利）
《祭歌》使用貼近大眾的音樂語彙，傳達出思念與民族的情感，顏名秀用交響樂無限擴充了古調的格局，也用音樂延續了卡族人保存文化命脈的決心，讓更多人看見這珍貴的資產。（劉馬利）
保持著流動性，在節制的情感中卻仍然能讓樂團演出柴科夫斯基動人的旋律。簡文彬刻意以一種淡然、平穩、明晰的態度處理一般認為是浪漫、優美、感性的柴科夫斯基，其效果無疑是十分成功的。（武文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