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如何立國:從《三姊妹》到《台北筆記》,談平田織佐的社會實踐
10月
05
2017
台北筆記(張震洲 攝)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2362次瀏覽
郝妮爾(專案評論人)

日本導演平田織佐近三次來台的作品:2013年《三姊妹——人形機器人版》、2015年《蛻變——人形機器人版》以及2017年《台北筆記》,幾乎已經在台灣的表演藝術圈扎下深根,三場全然不同團隊、甚至不同國家的組合(依上述順序,分別是日本、法國、台灣)卻都幾乎在開放售票當天搶購一空。台灣也在近幾年陸續出版平田導演的著作。今年台灣出版、林于竝老師翻譯的《藝術立國論》【1】,是平田導演於2001年以文庫版的形式在日本初版。依據當時的日本的文化環境、社會風氣現況所寫,時隔十多年,譯本終於台灣上市,書中所提及的整體藝術風氣與現今台灣不謀而合。本人試以平田導演近年於台灣上演的這三齣戲,結合其「藝術立國論」的想法,淺談他在劇作中欲傳達的社會實踐。

●日本第三世代劇場:顛覆現實的現實

日本戰後的戲劇發展,可從六O年代的「小劇場運動」為開端。自十九世紀中後期之明治維新開始,由政府主導的現代化改革運動,是為整個日本文化的一個重要轉捩點。有學者認為日本的「現代化」完成於二戰結束以前的1941年,彼時日本對於「現代」的理解幾乎全是從現代化的歐洲作為標準視之。此價值觀的建立,正是導致日後日本文學、藝術的「反近代」思想之緣故。

1960年代開始,日本戰後經濟復甦,藝術產業再度甦醒,除了西方的美學、表演之外,本地的戲劇開始注入新的血脈。「第一世代」的劇場表導演、劇作家開始發聲,以「反美」、「反近代」等等的反文化價值為彼時劇場美學基礎。由此發展,到了1980年代,「第三世代」的劇場表導演、劇作家站上舞台——本文討論的中心,平田織佐導演即是此時期的導演——這段時間的藝術家處於日本經濟空前絕後繁榮的幾年,他們無法預知幾年之後自己生活的年代將被歷史冠上「泡沫經濟」之名,而過去反對西方文化的氣勢,因為這種富裕的生活,以及美國文化幾乎完全滲透日常的狀態之下,被鎖在歡愉的泡沫之中。

八O年代崛起的藝術家,走出戰爭的陰影,能以更成熟、複雜的方式來完成戲劇作品,同時能在此多樣的表現手法中,有意識地聚焦於當前社會所遇見的問題。【2】

就日本表演藝術而言,從六O到八O年代,儘管對於美國流行文化所持的態度看似是從反抗到習慣,但習以為常不代表認同接受。八O年代藝文美學開啟的「後現代風潮」,是以顛覆現代的表現方式同時緊緊著眼此時此刻。

拿平田導演為例,其劇作的時空背景幾乎都是設定於二三十年的「未來」,但劇中人物所討論的均是由「現代人」共有的問題、有跡可循的預(寓)言。比方說《三姊妹》的設定,就是人形機器人已然成為家家戶戶生活之必須,買菜倒水等事均能假他手,這樣的方便卻也帶來不便,例如不帶有情感的機器人卻複製生者的記憶,說出讓人尷尬的「實話」而不自覺。

●在一成不變的景色裡頭說故事

試觀平田導演這三齣戲來台演出的戲劇,全是改編作品。取自俄國的契訶夫劇作《三姊妹》、捷克的卡夫卡之小說《變形記》、以及平田導演自己的劇本《東京筆記》。雖說直接以三齣戲來論定,不免有些以小觀大,但我確實從這些作品中感覺到,創作者想要在「一成不變的景色裡頭說故事」的慾望。

《藝術立國論》有一段話:「最近在全國各地都市轉了一圈,我的感想是,無論是哪個城市,郊外的風景越來越長成同一個模樣。這樣的風景,如今對於全國各地而言似乎理所當然,但實際上卻是這十幾年才出現的全新風貌。⋯⋯看著逐漸單一的地方都市風景,我心中突然浮現一段鮮明的記憶。1979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國這片土地,開始從洛杉磯騎腳踏車橫跨北美大陸、前往紐約的旅程。那時,映入眼簾的美國地方都市風景,與如今在日本地方都市蔓延開來的郊外風景,幾乎一模一樣。」(2017:44-45)

這段話點出了許多地方的藝術文化共同面臨的問題(是,當然包含台灣),美國文化的滲透是無孔不入的,外來的滲透,與地方特色的稀釋並進。我相當喜歡平田織佐以「沒有用的東西」來形容地方的傳統習俗,他說:「但隨著村落共同體瓦解,在全國統一律法的現代化日本當中,沒有用的東西越來越難發現了。神話或民俗傳統成為人類學者調查的對象,只有重要的民俗活動才能成為文化財,且受到慎重保護。祭典只剩下空殼子,成為招攬觀光客的活動。因此,失去『沒有用』的場所與時間的區域,價值觀會開始變得單一;多樣性消失的結果,就是也同時失去社會的安定性。」(2017: 46-47)

回到藝術如何立國的出發點。藝術的進駐,旨在打破單一的想像,開啟多元的思想。只是,在資本主義迅速蔓延的時代,藝術的存在似乎走得太過緩慢了,緩慢到群體無法覺察其意義。如同書中所點出的,恰好也是台灣文化界正面臨的問題:一個地方福利都無法盡善盡美的縣市,為什麼還要撥預算興建劇場?為什麼還要重視藝文產業。這個問題,其實也變相地詢問,為什麼都處在這個節骨眼上了,還得注重「中產階級」(也就是有能力遊走藝文活動產業份子)的嗜好呢?

這件事情討論到最後就成了羅生門。首先是政府無法接受藝術是大眾的必需品,因此不會像重視健保那樣負擔民眾一定比例的票價。而藝術工作者在場館不夠、總得在資源已經夠少的圈子裡頭搶演出場地之餘,還要擔心民眾礙於票價過高不願進場看戲,偏偏目前的票價已經是全數售罄也勉強打平的狀態⋯⋯。

現今無論是科技、資訊都高速發展的現代,藝術(或者我們直接說是劇場)的存在,的確無法一夜之間讓人體察他所帶來的影響。然而不妨退一萬步來看,劇場(以及所有展覽空間)的意義為何?是為了觀賞?為了表演?為了展示嗎?不,平田織佐書中對於「劇場」的闡釋,恰好與羅蘭˙巴特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在《符號帝國》寫道:「打開一本旅遊書⋯⋯很奇怪,這些字都只跟一些無聊、無用的事有關:海觀、郵局、旅館⋯⋯然而,何謂旅遊?為了相遇。唯一重要字彙,只與會面有關。」【3】(2015:82)對於平田織佐來說,劇場亦然,劇場是「只要能確保人與人之間能相遇,並且是為居民敞開的藝術空間」(2017:53),均符合劇場的定義。因此,何嘗不能這麼解釋:藝術的存在是為了能夠持續與人的會面,劇場的意義是人在這個空間相遇,使遠方的故事與此地的觀者碰撞,讓我腦中的訊息與你的目光產生交流,且在相同的景色當中看見不一樣的事物。

●這裏全都是沒有用的東西

上述論點,於《台北筆記》中完全應證。該劇的情節故事非常簡單,敘述2024年,歐洲爆發戰爭,為了保護維梅爾的畫作,將其全部運來台北展出。來觀看畫作的人,懷著不同的心思與目的,背負不同的人生和家庭背景,在此短暫相遇,或者彼此錯過。

暫且不深入談及此戲對於戰爭的想法,以及角色內心細緻且多層次的衝突,平田導演視一戲最重要的功能,在於他是「相遇的地方」,這樣的想法自始至終都不曾改變。「或許比起偉大的藝術品而言,相遇本身才是最了不起的一件事」,對我來說,是《台北筆記》——不,應該說,是從《三姊妹》於台灣上演以來,導演在劇中努力想傳達的核心理念。

改編自平田織佐1995年獲獎的劇本《東京筆記》,以美術館為核心,到不同的城市創作就以該為名(比如說接下於泰國演出的《曼谷筆記》)。平田導演的風格強烈,於多處提及他的「現代口語戲劇理論」,以極度自然、真實的對話入台詞,因此台詞中充滿多處的「嗯」「喔」「啊」⋯⋯這種看似冗贅的發語詞,除了營造自然真實的效果之外,其實也意外的造成了某種話語的節奏感。這理論當然有其缺陷,撇除最早的《三姊妹》真的是由日本團隊演出之外,接下來法國團隊的《蛻變》與台灣的《台北筆記》,因為刻意想要營造出「自然」的口語氛圍,卻礙於每一個地方語言的不同,稍顯生硬沉悶。直接拿《台北筆記》來說吧,相較日本式的禮貌溫和的應和與回答,台灣似乎更隨性、漫不經心一點。雖是,這種雞蛋裡挑骨頭的品評我認為並不影響平田導演環遊世界、藉由戲劇讓眾人相遇的抱負

回到本篇的開頭,平田導演「藝術立國論」的想法,在在實踐於他的編導作品中。

以文本來說,劇中人物經常是身處「未來」,卻懷抱「現代」的焦慮,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慌恐、全球化的過度接受或者不安、對於自身生命的迷茫,都是恆古不變的關懷。劇場當然無法帶領我們解開這樣的關懷,然而有時僅僅只是看見了某一句話、某段台詞,與自己有相同的處境,就彷彿心被燙平了一樣,儘管只是一瞬間,也會覺得沒有那麼孤單。

以形式手法視之,平田導演的戲常常是限縮在某一個空間,並且從頭到尾沒有任何背景音樂,連燈光都只從白晝走到黃昏,或者索性一口氣亮到劇中,這種連劇場的時間、空間感都要盡可能貼合現實的手法,一方面是能夠讓對白盡可能流暢之外,也專注於演員情緒的一以貫之;整體呈現如此,也讓觀者如浮在溪流上的一艘小船,順著劇情線規規矩矩地走下去,跟著人物的情感步步堆疊起來。

再把眼光放遠一點,平田導演的藝術立國不光是「日本」,而是不懈怠地旅居世界,與不同的團隊合作,不斷地打開自己與會面者的視野。

說起來,與人的相遇,感同深受的陪伴,以及情感的理解,都是「無用的東西」唷。然而,一個科技快速進步、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興許還是無法解決消費不景氣的問題。因為身處於此,我們對於「幸福」的感受將會越來越駑鈍,金錢能夠買到的物質享受將越來越難填補心裡的匱乏。消費上的不景氣,時常不是源自貧窮,而是因為「有錢也沒有想要買的東西」,或者拿平田導演的話來說「所謂的消費不景氣,其實是文化不景氣」(2017:67)。是故,藝術立國的想法,是希冀一個國家的「糧食」從有形的製造業,轉為無形的「藝術產業」。

如同書中所言:「大體而言,所有製造業都是以過去累積的經驗為資糧,為我們製造幸福的生活。但是,藝術是以尚未到來的事物為資糧,創造我們的未來。尚未到來的事物長什麼樣子沒有人知道,而我們唯一知道的是明天必定會到來。藝術就是要提示我們如何面對未來的不安與希望。」(2017:58)

在這種多有用且偉大的發明當中,我亦深信藝術文化是最先能看到未來。哪怕這樣的相信可能一點用也沒有。

註釋

1、平田織佐著,林于竝譯,《藝術立國論》。(台北,書林,2017年)

2、本段資料來源參考:

(1)平田織佐、野田秀樹、鄭義信、神里雄大著,林于竝、詹慕如、田村容子、唐顥芸譯,《日本80後劇作家選》。(台北,書林,2013年。)

(2)文起明著,《劇場作為城市論述的創作—從浪漫主義到日本反近代思想—以三個舞台設計為例》。(台南,台南藝術大學建築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

(3)〈日本當代小劇場戲劇面面觀——「演劇最強論」講座系列活動實錄〉:https://www.jpfbj.cn/sys/?p=2403

3、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著,江灝譯,《符號帝國》。(台北,麥田,2014年。)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追求不一樣」是歷史上開設替代空間很典型的動機。然而,從數年來藝文體制大量吸納了替代空間、實驗劇場等美學與成果經驗下,不可否認地說,現今成立「不一樣的空間」也是青年創作者面對「如何接軌體制生存?」的類似選擇。因此「不再是我所熟悉」所變化的不見得是城市,也是時代青年自身。而「替代」在此亦是對自我匱乏的補充,如同跨領域是對領域單一化的補充。
11月
27
2024
在東亞的表演藝術生態中,製作人或策展人社群網絡有一個實質上的重要性,那就是:在各國經濟結構、文化政策、補助系統到機構場館往往體質與架構迥異的情況下,跨國計畫常無法──例如,像西歐那樣──純粹透過組織面來推動。無論是評估計畫可行性,還是要克服合作過程的潛在風險與障礙,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信任都是極為重要的基礎。因此,「在亞洲內部理解亞洲」也包括認識彼此的能與不能。
11月
20
2024
本文將主要聚焦於策展人鄧富權任期前三年,在由公立劇院、機構主導的城市藝術節之「策展」可能形塑什麼?又究竟「策了什麼」?而「策展」又如何「製作」節目作為討論主軸,並嘗試推想我們可能期待或需要什麼樣的城市藝術節。由於我在上述期間曾多次以不同身份參與藝術節,請將本文視為介於藝術節觀眾、參與藝術家(團隊)、觀察者等多重身份交叉田野的書寫。
11月
15
2024
《熊下山》及《Hmici Kari》為阿改及山東野合作的部落走讀結合餐桌劇場的系列展演活動。阿改協助調度部落文史及人際關係的資源,如商借場地、遊客接駁 ……,我們則專注於劇本撰寫、排演、劇場技術與設計。在基礎條件的限制下,即使盼望搭配華麗的燈光或絢爛的配樂,現實中卻得層層考量,比如是否要借電還是自備發電機,、某段音量過於龐大,會不會干擾到鄰居或讓小狗咆嘯等。看似簡單的行政工作,需要耗損相當的溝通工程,人際關係的稠密程度比蜂蜜還黏,比樟樹燒出的煙霧還猛烈,團隊成員總得細細梳理,說話再說話、確認再確認。
8月
23
2024
筆者有幸參與的2023年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的藝術策展「淺山行路人」,範圍橫跨五縣市,光移動就是場挑戰,「走入地方」是所有參與藝術家與策展團隊開始的起手式,這其中也不斷叩問「地方」如何被界定與其所連帶衍生的認同、族群、邊界等諸多問題。在籌備過程中拜訪各地「地方引路人」成為一個關鍵,透過多次實際走訪、聆聽、討論與溝通,許多作品在這個與地方來回互動的過程中而發展至最終樣態,甚至因應場域而重新發展。
8月
21
2024
對於徵件或委託創作來說,通常會有明確的目的與任務,而該任務也很可能與政府政策相關,例如利用非典型空間(通常帶著要活絡某些場域的任務)、AI、永續發展、社區參與等。一個不變的條件是,作品必須與當地相關,可能是全新作品或對現有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可以了解這些規章的想法,因為就主辦方而言,肯定是希望作品與當地觀眾對話、塑造地方特色、吸引人流,並且讓首演發生在當地的獨家性。這似乎造就了「作品快速拼貼術」與「作品快速置換術」的技巧。
8月
14
2024
戲劇節與地方的關係略為稀薄,每年僅止於展期,前後沒有額外的經費舉辦其他地方活動或田調。又,由於地方民眾的參與度不高(光是居民不見得需要藝術就足以形成困境;加上更有效傳播資訊的網絡媒介不見得適合多為非網路住民的魚池),這導致策展上對於觀眾組成的認知模糊:既希望服務地方,又期待能吸引城市觀眾,促使以筆者為首的策展團隊萌生轉型的念頭。
8月
14
2024
換句話說,人與地方的互動經驗,會使人對地方產生情感,進而做出超乎理性的判斷。否則我們很難解釋,黃錦章從布袋戲團團長到文化工作者的身分轉變,以及那種持續為自身生活場域策動事件的動力;從張敬業身上,也能看到同樣的情感動力模式,令他在見到鹿港於鄰近工業及商業觀光夾擊時,自發性地舉辦文化活動,尋找外於過去的聚眾可能。
8月
09
2024
將物質文化的地方人文與民間精神活動列入藝術史,多傾於將它們當作擴充藝術史的材料。而如果以地方性為主體,「地方性的藝術」在階級品味擴張之外,則需要政治美學化與藝術政治化的行動介入,才能打破其固化的形態。在史觀區分上,歷史唯心主義傾於「菁英史觀」,認為「重大理念、人物、事件」才能製造出流動的歷史感,否認民眾在歷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主張「人是環境的產物」,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力量。 此藝術史觀的源起分歧,決定了「地方性」與「藝術性」的發展脈絡。在當代文化生產語境裡,「菁英史觀」介入「民間環境」的同時,則又顛覆又模糊這兩個意識形態,在異化中擴張了地方文化的再生產。
8月
07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