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凱蒂・米契爾（Katie Mitchell）改編史特林堡的經典之作《茱莉小姐》，不欲探求茱莉小姐於情慾/道德/思想上的交戰，反而轉向關注克莉絲汀卑微/無助的靈魂。原著中茱莉小姐的台詞幾乎被刪減殆盡，而台詞甚少的克莉絲汀則以丹麥女詩人克莉絲坦森（Inger Christensen）的詩句取代，全劇便隨著克莉絲汀卑微/孱弱的身軀，默默凝視著丈夫與第三者之間不倫的禁忌愛戀。凱蒂・米契爾捨棄寫實主義的傳統路線，挑戰藝術表現的形式及觀眾的認知，大刀闊斧地拆解《茱莉小姐》的文本，企圖藉由克莉絲汀這個可憐的悲情角色來博得大眾的共鳴。

全劇主要採「即時攝像演出」（live cinema performance）的方式呈現，在舞台上架設攝影機即時將影像傳輸到投影幕上，使電影放映作為戲劇演出的一種形式。全劇的戲劇場景主要在屋內發生，原先虛幻的第四面牆成為實質的牆，相當程度地遮蔽/阻礙了觀眾的視線，僅能透過螢幕間接地觀看戲劇情節的發生。由於在攝影機的特寫之下，屋內所有的道具自然要十分真實且細緻，一方面是觀眾乃是透過大螢幕觀看，任何的虛假都逃不過觀眾銳利的凝視，另一方面也服膺了自然主義對於戲劇重現生活的橫切面的要求。刻意築起的第四面牆則是打破了現代戲劇與觀眾約定俗成的既定慣例——一面隱形的牆，其用意多半是為了攝影機的移動與取景，避免拍攝到舞台下的觀眾席，而造成攝影機取景角度的限制。舞台右側則是擬音師（foley artist）的工作區，為舞台上即時配上適合的聲響，加強了觀眾對聽覺的感受，左側狹小通道的大提琴手也以現場彈奏的方式，為全劇注入壓抑的/沉悶的調性。

透過攝影機的攝錄，猶如窺探克莉絲汀的生活日常，並佐以詩化的優美文字，探索/捕捉了克莉絲汀幽微的魂靈，她無力阻止丈夫與女主人不倫戀情的發生，僅能通過隱晦的方式表達她巨大的壓抑和微弱的吶喊。雖然舞台佈景相當程度地侷限了觀眾的視野，多半時間觀眾僅能透過影像來關注劇情的發展，但《茱莉小姐》無疑仍是一場雙重敘事——舞台與電影同步表演/放映——的演出。觀眾在觀看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既疏離又親密的特殊情感距離，我們可以透過螢幕細緻地觀察到克莉絲汀的情感變化，一起隨著克莉絲汀淺薄而冷靜地呼吸觀看著一切事件的發生。但當我們把關注轉向屋內的現場演出時，卻又被實質的第四面牆阻隔在外而不得其門而入，觀眾在疏離與親密之間不斷地游移、徘徊。我們既是偷窺者（電影）也是目擊者（舞台），悄悄地觀看著一場不倫的禁忌愛戀最終走向不可逆的悲傷結局。

然而，當我們把視域擴大到整個舞台時，卻又被這場精心設計的表演與技術所震撼著。如同觀看著電影拍攝現場的工作模式及過程，看著影像如何被生產與製造，看著演員如何沈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又能適時抽身兼任技術/工作人員，精確地移動攝影機的位置、調整光源的方向，攝影機不僅僅是無生命的器具/道具，反而像是一個個有意識的舞者，隨著演員的操弄而舞動身軀，使得整場演出像是一場精密的舞蹈，得需要分秒不差的縝密計算與反覆排練，才能在影像的呈現上達到連續而不中斷地景別變換。

攝影機忠實地呈現/記錄了克莉絲汀細膩的情感流動，偌大的螢幕放大了克莉絲汀的壓抑與無助。然而，透過第三者（攝影機）的觀看，我們所見所聞仍然是真實的嗎？我們都知道電影的影像力求寫實，製作團隊用心地製作擬真的道具，增添了寫實的成分。然而，現場演出卻是虛假的，不僅克莉絲汀的部份特寫是經由其替身在台前代替完成的（當然很大的原因是為了取鏡的方便），連同舞台上的聲響皆是透過擬音師的巧手完成的，在螢幕中看似真實/忠實呈現的影像，全是現場的虛假/刻意操弄所構成的。觀眾赤裸裸地看到影像如何被製造的過程，一切似是真實卻又顯得虛假，我們僅能從導演刻意安排的鏡位去觀望事件的發生，使得切入的視角成為單一。原先觀看舞台劇自由且寬闊的視野，反而被濃縮在一張扁平的白幕上，觀眾僅能陷在導演的單一視域當中而無法脫逃，舞台劇獨特的全知視域也被封閉的佈景設計隔絕在外了。

總而言之，凱蒂・米契爾所導演的《茱莉小姐》，在文本上轉而關注原著中著墨不多的廚娘克莉絲汀是一種新的詮釋角度，挖掘被背叛的女性角色其痛苦、不堪與無助，帶領觀眾從不同角度窺探這個不倫愛戀的發生。然而，採用「即時攝像演出」的敘事模式，究竟是更幫助觀眾浸淫在劇情當中，或是成為一種觀看的阻礙，仍值得我們去思索、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