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墨林（專欄作者）

《台北歌手》是一齣很怪異的戲，考驗著每一個看過的人如何評價這齣戲。這令我想到在我寫王嘉明《李小龍的阿砸一聲》（以下簡稱《李》劇）的劇評時，用了一句：「劇本把瑣碎小事就變成了要說的故事的素材，整場夢囈般的口條打屁著令人疲倦的連篇廢話，這樣一個封閉的語言世界就變成了敘事的表現。」後來經紀蔚然解釋成為：「王嘉明在劇場混了這麼多年未曾正正經經地說過故事，這是讚語」，重點在於「未曾正正經經地說過故事」對紀蔚然而言是「讚語」。那麼針對鍾喬，假若我用前面批評王嘉明的其中一句：「封閉的語言世界變成敘事的表現」，放在他編導合一的《台北歌手》裡同樣如此評論，容有微許不甚貼切之處，但也跟《李》劇一樣在我眼中都是一個故事說不好的戲。

《台北歌手》說的是一個跟五○年代進步知識分子呂赫若被告密者（陳文彬飾演）出賣的故事。情節發展的主要線索放在以召魂方式返回當代的告密者，重現革命記憶，支線則是網路虛構世界的操作者、在血汗工廠被壓榨的女同性戀情侶。多條敘事線索交叉進行，舖敘出以當代消費文化的品牌革命vs. 五○年代左翼武裝革命，與當代文化產業pk大賽中的女歌星vs.中國血汗工廠的女工。創作不可不謂立意恢宏，但複雜的情節並沒有彼此交織而成敍事脈絡的應然性，有點分離，又有點失焦，反而讓主線漸漸消失於無形中，令以為是來看呂赫若革命故事的觀眾，倒有點不知所措，也許正如紀蔚然說的《李》劇：「觀賞本劇，我們彷彿誤闖了波赫士的迷宮，進入多重敍事的叢林，迷失感是必然的。」

也許編導從頭到尾就沒有想說一個五○年代左翼作家的故事，或許鍾喬更想說的是「老一輩的人死於悔恨，而年輕一輩的人最後發覺他們終究無法逃脫重力的牽引，魔咒尚未解除。」以上是紀蔚然對我認為故事說不好的《李》劇，他欲以揭開王嘉明在敘事上的障眼法而對其所作之解釋，如今我將之套用在《台北歌手》上似乎也非常適宜，只不過把「魔咒」前面加個「資本主義」卽可。然而接下來紀蔚然為王嘉明用多重敍事的迷宮術，肯定為「王嘉明擺明就是跟自已過不去……不走便宜路線，沒出賣自已風格，反而向自已挑戰……」，我尚無膽敢為鍾喬沒把多重敍事玩起來錯置為「擺明就是跟自已過不去」，但以寫實風格取勝的鍾喬，這次在《台北歌手》卻玩出不一樣的表現風格，他放棄了一慣對台灣左翼歷史的沈重感，而用了電腦的虛構世界來呈現一個虛構的告密者，又以此對照現實的富士康工人跳樓事件，並穿插載歌載舞，甚而兩女擁吻的場面。《台北歌手》底蘊雖沈重，但處理手法卻是輕盈的，這一點又跟紀蔚然肯定王嘉明在玩多重敍事的藝術成就是一樣的。

《台北歌手》跟《李》劇一樣在我眼中都是故事說不好的戲，但鍾喬在對現實觀點上的批判立場，較諸《李》劇的現實性，不管談的是亂倫也好，玩的是kuso也好，兩者相比，卽使王嘉明在國家劇院的「殊榮」，並有紀蔚然為他背書，我仍支持鍾喬在寶藏巖的《台北歌手》比《李小龍阿砸一聲》更具可能性。

說明：文中引言摘自紀蔚然於2011年7月號「表演藝術」雜誌發表之《擺明跟自已過不去的王嘉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