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走進現代世界的狂言《野村萬齋狂言劇場》
4月
08
2024
野村萬齋狂言劇場(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林峻永)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3131次瀏覽

文 蘇恆毅(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在臺灣要接觸海外的傳統藝能,大抵會因觀眾對不同國家地域的認識與偏好,或是「粉絲追星」心態下的追尋特定演員與團隊,發展出不同的觀看視角。這兩種觀看模式,本來靠著民間交流與傳藝中心的「亞太傳統藝術節」,大多能得到滿足,但是在COVID-19的影響下,本來自由交流的藝術活動在疫情期間紛紛取消,在現在已然趨於平靜的時空看來,反而更顯得接觸海外各國傳統藝能一事的不易與可貴。

狂言與能、歌舞伎等表演藝術,都是日本重要的傳統藝能,但是與臺灣的傳統藝術走向現代化,努力拓展觀眾群的發展不同,日本的傳統藝能即便近年來也致力推廣以求延續,但「專門」與「傳統」的嚴肅感,多少仍給人一種不易接近、難以輕易觸及的距離感。日本是如此,海外亦然,因此劇目的選擇就更為重要。

如同野村萬齋在《狂言賽博格》一書中所說,海外演出由於語言隔閡,所以劇目會較傾向選擇以視覺效果為主,而非以台詞為主。野村萬齋本次來臺演出所選擇的《附子》與《鮎》兩個作品,即是以誇張的肢體語言與聲音為主要表現手法的劇作。


野村萬齋狂言劇場(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提供/攝影林峻永)

上半場的《附子》(ぶす,Busu)是「小名狂言」,也就是以太郎冠者(隨從)為主要角色的傳統劇目,由野村裕基主演。作品簡單,陳述諸侯遠行之時,交代兩名隨從不可碰觸裝有名為附子的劇毒的罐子,但兩名隨從出於好奇心,探索罐子後,發現罐裡裝的砂糖糖蜜,且一不留神就吃完了,為了掩飾這個罪過,於是撕毀字畫、摔碎名貴的碗,作為「服毒謝罪」的藉口,讓回來的諸侯既生氣,卻又難以處罰兩人。

作品本身的氛圍輕鬆活潑,而且狂言的「誇張化」,及以作為主角的太郎冠者大多是青少年時期的男孩,更讓兩名隨從在試著接近罐子、搧風、開罐、吃糖、搶糖等行為,有著兒童在轉變為青少年這個階段的男孩的頑皮感,由年輕俊逸的野村裕基飾演太郎冠者,則更帶著些青少年活潑慧黠的小聰明感,讓人發笑,卻也像劇中的諸侯一樣,難以苛責。

下半場的《鮎》(あゆ,Ayu),直譯是「香魚」。故事改編自小說家池澤夏樹的同名作品,故事主軸類似「黃粱夢」,講述釣客才助在釣香魚時,認識了年輕人小吉,才助引著小吉到家中吃香魚,兩人談論小吉所懷抱的夢想,而後進入夢中。在夢中,小吉從一家城市中的旅館伙計,一路成為掌櫃、老闆女婿,但性格卻慢慢地扭曲。直到夢醒之後,才發現剛才所經歷的,都是一場夢,但即便如此,在演出將結束之際,仍大喊「我想要錢!我想要作夢!」顯露出年輕人對都市生活的嚮往心境。

故事主軸與寓意雖是如此,但演出的趣味之處則在香魚身上。演出中將香魚擬人化,並且唱著在河川中遊戲,被人吃的命運與榮幸的歌謠,並且用滑稽的演出表現被釣起的樣態,敘述忍受不住釣餌的誘惑;被烤時的低沉吟叫中,卻敘述出烤時所散發的美味香氣;食用時抽出竹籤,俐落地轉至後方等,這些表現形式都是狂言的表現手法,演員的身體動作誇張卻俐落,同時透過將非人的生物擬人化,作出「怪異」的特性,同時透過敘述的矛盾,作出衝突的趣味感,是《鮎》在以人為主的現代故事寓意中,以動物的演出表現新編劇目中的傳統演出形式。

兩個劇目分在上下半場演出,演出意義自然不單純是揭示狂言的作品,而是透過上半場年輕演員演出傳統劇目《附子》,表示傳承傳統的意味,下半場由野村萬齋演出新編劇目《鮎》,不只是現代小說進入傳統藝能,在形式上也有著揉合傳統與現代的意義。

從角色來看,演出將結束時,響起了飛機與船隻等重機械的聲音,同時紅、藍、綠的燈光閃爍著,且布景升起,露出布滿現代器械的後台,象徵著現代社會與海外世界的大門已然開啟,野村萬齋飾演的小吉看著這一切,露出驚慌與不知所措的神情,卻仍選擇奔入其中,或許也顯示了野村萬齋本人的心情:傳統藝能演出置於現代社會的格格不入,但依然必須跨出進入其中的那一步,但跨進去的世界卻是未知。也讓這個作品從「貧窮/富貴」與「鄉村/都市」的對照,再延伸出「傳統/現代」及「本國/海外」的意義。

這樣的心情,野村萬齋是如此,世界上的傳統藝能在現代化時,可能也都曾經、或正在經歷著這樣的掙扎吧!

《野村萬齋狂言劇場》

演出|萬作之會
時間|2024/03/09 19:30
地點|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戲劇院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敘事形式轉換後,原作的情緒亦隨之晃動。電影《囍宴》的張力往往存在於「不能說」與「不說破」之間,一家人在知道與假裝不知道間維持日常;音樂劇卻必須讓人物開口唱出內心。
11月
13
2026
在節目單〈創作時間軸〉中,劇團透露了排練至今年二月時,確定以「翻譯」回應原作的美學方向,可惜到這次的演出只走了一半;手語、口語、肢體語言、字幕等多種語言形式平行相接,讓敘事一直往前跑,翻譯做為場面調度的頓點,才剛出現卻又消散。一段舞臺上的敘述需要透過多種語言形式的接合才說得完是否等於一種翻譯的美學表述?算。可是對我來說,仍然少問了一個問題——誰需要翻譯?
11月
11
2026
這種差異使《非常譯外:群盲》的舞台充滿現象學式的動態感知:聽人觀眾在觀賞手語時感受到的是肢體的舞蹈化與視覺張力,而聾人觀眾感受到的則是話語的直接性。劇場在此模糊了舞蹈與語言的界線,讓身體回歸到最純粹的溝通起點。
11月
11
2026
但當觀眾期待這些行動通往更大的目的,它們(所有的人與物)便顯得「無所成就」,甚至連賣了整場關子的巨蛋,都是空殼。人物依舊忙碌、自娛,觀眾卻漸漸開始自問,究竟在等待什麼?期待什麼?
11月
11
2026
《泰迪熊守護神》劇本穿梭於奇幻與現實之間,三個孩童受暴故事層層推進,又各自開展不同面向。或許因為主創為女性的緣故,妹妹的遭遇明顯較他人得到更細膩的刻畫:以灰色衣著象徵處於生死交界,尚聽得到人世間聲音,既為敘事結構帶來變化,也讓人切身感受受虐兒童如何被迫切斷「活著」的歸屬、眷戀與連結
11月
10
2026
觀眾對林獻堂先生在議會請置運動與文化協會的作為,應該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編劇或許可以嘗試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切入,探討林氏生平內在的衝突性,甚至以後見之明重新檢視他的環球見聞,點出作為一個「外來者」的主觀看法,與客觀現實之間的差異,或許更能刺激觀者對這段歷史的批判思考,凸顯林獻堂的志業的當代性意義。
11月
10
2026
但至少在這樣的編排中,民主不再只是等待被再現的歷史事件,而成為表演者之間如何分配時間、空間與觀看位置的問題。作品所追問的,或許不再是亞洲各地如何民主化,而是究竟何謂民主?
11月
10
2026
尤其在當代影像技術高度滲入日常生活的情境下,《太陽》所提出的問題,除了人類如何面對科技帶來的改變,也包括當觀看本身逐漸受到媒介影響,我們究竟是更接近眼前的真實,還是正在失去直接感受真實的能力?
11月
09
2026
《最後的錄音》以劇場工作者王墨林為核心,儘管王墨林的生命狀態,深刻地與戰後冷戰戒嚴體制,以及80年代的小劇場運動糾纏,但《最後的錄音》並不是一個讓人重回歷史,或意圖解決歷史的場所,而是帶領身體生產歷史的現場。
11月
09
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