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潰散後的選擇《斷橋》
8月
31
2023
斷橋(僻室House Peace提供/攝影吳峽寧)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小
中
大
字體
3350次瀏覽

文 鍾承恩(台大藝術史所碩士生)

《斷橋》以于素貞(吳靜依飾),一名在台北因社運受挫,面臨孩子與理想的雙雙流產,故而回到家鄉療養的青年,透過調動成長環境中的歌仔戲與布袋戲資源,以《白蛇傳》故事的重演、重說,來處理自己的創傷記憶。〈斷橋〉一折在《白蛇傳》中發生在白素貞金山寺水鬥之後的敗逃,在僻室的《斷橋》中,這樣的創傷則作為一切的起點與終點,並在記憶的回訪中,泯除了對正邪的寄託:既不寄望於理想的精神,亦不哀求於國家的憐憫,而是回到斷裂而難堪的現實中,取回選擇的能力。

戲曲資源是如何被引入的?本戲採兩面台:一面為板凳,一面為劇場座椅。從筆者所坐的板凳區望去,佈景的中段由縱向的斑馬線截開,左方為水泥路障和家具,右方則為堆滿紙蓮花的金紙店內部。當演員或倚著水泥路障而坐,或坐在金紙店的矮凳上時,整個空間經常顯得扁平,使人不得不注意到,在全場中佔據制高點的櫃子頂端,常態性地放著猶如家神的戲偶——那便是白素貞。

相較於只聞其聲而不見其人的外婆,以及從未被提及的父母雙親,白素貞所代表的戲偶反而與于素貞之間建立了更強烈的照護關係。在于素貞失眠且寂寞的時刻,她尋求慰藉的是外婆房間電視機中熱鬧的戲曲表演;當白素貞大戰南極仙翁求得仙草,小小的戲偶所駝回予以的「許仙」,也是那個需要仙草排骨湯療驚的于素真。另一方面,是廟公(吳榮昌飾)以說書給予于素貞指引與關心;是戲班徬徨的小生(吳奕萱飾),以啤酒與紙蓮花,與于素貞作為勞動者身處同一陣線,為生活的挫折同病相憐。這些與血緣無涉的照護關係,截斷了傳統與親代的連結想像,回到一個人本身成長、居住的環境空間,及其所能提供的實質陪伴與記憶,為于素貞借助歌仔戲與布袋戲來解決自己的創傷,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並且,白素貞對於于素貞的關係,並不停留在猶如母親與子代的單向照料。《斷橋》並非將傳統戲曲作為可供隨意取用的母親──一個在任何名為「現代劇場」的女兒有難的時刻,總能草率搬出的解答。相反地,透過歌仔戲、布袋戲與現代劇場的表演形式間,彼此大量地轉換與接觸,使整齣戲在處理《白蛇傳》中眾人的問題時,也就是在處理于素貞的問題。

在《斷橋》中,《白蛇傳》的問題是圍繞著許仙懷孕的故事展開。相對於許白兩人的結合,真正令法海怨恨、令國家驚恐,令許、白受創的根本緣由,其實是許仙肚中象徵愛情(理想)的妖種。換言之,許仙要不要把肚中的妖種給生下來成為了主要問題。許仙在歷經心理掙扎後,最終決定與白素貞站到同一陣線,他有時以肉身作為戲台承載他的娘子,有時乾脆破除人與偶的障壁,直接了當地以一個歌仔戲演員的身體,與白素貞小巧的布袋戲偶牽著彼此的手,共同面對以日光燈管作為布袋戲台上的法海禪師。此時,《斷橋》這台戲彷彿就是那個四不像的妖種,卻包容了所有人得以重啟對話的舞台。

《白蛇傳》的改編給予了許仙重新選擇的機會,也給予了于素貞返回歷史的可能。許仙的問題在於生或不生,但在于素貞的時間中,流產卻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于素貞的請戲重說,之於她而言,意味著一個回到記憶現場的機會──一個決定生與不生的時間節點。但此前于素貞的用詞一直都是「流產」而不是「墮胎」,加上開頭她對於自己與警察肢體衝突的描述,很難不讓人聯想在事實上她的流產是非自願的。於是于素貞重演了時間,面對著手術燈般的日光燈管下定決心墮胎,就不僅是創傷記憶的重複,而是透過劇場(戲曲也好,現代戲也罷)的重說故事,重新面對自己理想的失敗、台北的失落,取回自主選擇權的行動。

于素貞透過操偶白素貞、投射許仙、扮演法海,來消化「妖種」所留下的創傷,最終拾回具備能動性的自己。于素貞不可能也不會因成為神通廣大的白素貞而解決問題。於是當于素貞最後唱完「只剩我一人」後,便默默將耳環取下,清楚地表達了與白素貞之間的扮演關係;同樣地,于素貞如果只作為國家暴力的受害者也永遠沒辦法解決她的創傷。因此她不但親身扮演法海,還在面對武裝警察時將法海與白素貞的戲偶納入了同一陣線。最終,也偏偏是法海的戲偶,被那個與于素真共享著現實掙扎的小生開玩笑似地帶離;至於那個在學運中被抓捕,之後去了美國的孩子的爸、如夢似幻也終究離開的小生,這些近似許仙的角色,也都不是依靠的對象。于素貞親手選擇了墮胎,然後她越過了水漫金山的抗爭、斷橋亭畔的重逢,選擇了最後那個「只剩我一人」的結尾,因為集體終究會潰散,逃入集體的精神中從不會是創傷的解答,無論是三一八的抗爭集體、對立面的國家集體亦或是腹中以下一代為名的理想集體。

《斷橋》以創傷作為起點,那是來自於三一八學運的失敗、鄭捷案所象徵的集體信任潰散下的台北創傷。當于素貞透過《白蛇傳》返回記憶,歷經一切重回作為一切起始的創傷後,揭露的是充滿不堪地:鄉村與城鎮的斷裂、知識權貴與普羅人民的斷裂、現代與傳統的斷裂。《斷橋》將披露出的這一切斷開的現實,拋向了雷峰塔下的白蛇,以及躺在街頭抗爭的三一八青年于素貞。白素貞有尊嚴地選擇了自己的結局;同樣,于素貞也沒有逃回任何一個集體,那既不是《白蛇傳》也不是三一八、不是戲曲也不是現代戲,她唯有接受只剩她一人的生存現實,只有接受自己就是妖種的可能,我們才能夠從創傷中再次找回選擇的能力。

《斷橋》

演出|僻室House Peace
時間|2023/08/19 14:30
地點|臺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

Link
Line
Facebook
分享

推薦評論
《熊下山》及《Hmici Kari》為阿改及山東野合作的部落走讀結合餐桌劇場的系列展演活動。阿改協助調度部落文史及人際關係的資源,如商借場地、遊客接駁 ……,我們則專注於劇本撰寫、排演、劇場技術與設計。在基礎條件的限制下,即使盼望搭配華麗的燈光或絢爛的配樂,現實中卻得層層考量,比如是否要借電還是自備發電機,、某段音量過於龐大,會不會干擾到鄰居或讓小狗咆嘯等。看似簡單的行政工作,需要耗損相當的溝通工程,人際關係的稠密程度比蜂蜜還黏,比樟樹燒出的煙霧還猛烈,團隊成員總得細細梳理,說話再說話、確認再確認。
8月
23
2024
筆者有幸參與的2023年浪漫台三線藝術季的藝術策展「淺山行路人」,範圍橫跨五縣市,光移動就是場挑戰,「走入地方」是所有參與藝術家與策展團隊開始的起手式,這其中也不斷叩問「地方」如何被界定與其所連帶衍生的認同、族群、邊界等諸多問題。在籌備過程中拜訪各地「地方引路人」成為一個關鍵,透過多次實際走訪、聆聽、討論與溝通,許多作品在這個與地方來回互動的過程中而發展至最終樣態,甚至因應場域而重新發展。
8月
21
2024
對於徵件或委託創作來說,通常會有明確的目的與任務,而該任務也很可能與政府政策相關,例如利用非典型空間(通常帶著要活絡某些場域的任務)、AI、永續發展、社區參與等。一個不變的條件是,作品必須與當地相關,可能是全新作品或對現有作品進行一定程度的改編。可以了解這些規章的想法,因為就主辦方而言,肯定是希望作品與當地觀眾對話、塑造地方特色、吸引人流,並且讓首演發生在當地的獨家性。這似乎造就了「作品快速拼貼術」與「作品快速置換術」的技巧。
8月
14
2024
戲劇節與地方的關係略為稀薄,每年僅止於展期,前後沒有額外的經費舉辦其他地方活動或田調。又,由於地方民眾的參與度不高(光是居民不見得需要藝術就足以形成困境;加上更有效傳播資訊的網絡媒介不見得適合多為非網路住民的魚池),這導致策展上對於觀眾組成的認知模糊:既希望服務地方,又期待能吸引城市觀眾,促使以筆者為首的策展團隊萌生轉型的念頭。
8月
14
2024
換句話說,人與地方的互動經驗,會使人對地方產生情感,進而做出超乎理性的判斷。否則我們很難解釋,黃錦章從布袋戲團團長到文化工作者的身分轉變,以及那種持續為自身生活場域策動事件的動力;從張敬業身上,也能看到同樣的情感動力模式,令他在見到鹿港於鄰近工業及商業觀光夾擊時,自發性地舉辦文化活動,尋找外於過去的聚眾可能。
8月
09
2024
將物質文化的地方人文與民間精神活動列入藝術史,多傾於將它們當作擴充藝術史的材料。而如果以地方性為主體,「地方性的藝術」在階級品味擴張之外,則需要政治美學化與藝術政治化的行動介入,才能打破其固化的形態。在史觀區分上,歷史唯心主義傾於「菁英史觀」,認為「重大理念、人物、事件」才能製造出流動的歷史感,否認民眾在歷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主張「人是環境的產物」,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力量。 此藝術史觀的源起分歧,決定了「地方性」與「藝術性」的發展脈絡。在當代文化生產語境裡,「菁英史觀」介入「民間環境」的同時,則又顛覆又模糊這兩個意識形態,在異化中擴張了地方文化的再生產。
8月
07
2024
原本以為「正義」的問題都給楊牧、汪宏倫說完了。最近赫然發現,「轉型正義」的問題或許不在「正義」,而是「轉型」。誠如汪宏倫所指出的,「轉型」的原意是一個有具體歷史脈絡、階段性任務的「過渡時期」,而當前的問題正是用「正義」的超級政治正確和「人權」的普世性,掩蓋了對於現在究竟處於哪一個歷史階段的辨認。我們正經歷的「轉型」究竟是什麼?
4月
18
2024
同時,我愈來愈感覺評論場域瀰漫一種如同政治場域的「正確」氣氛。如果藝術是社會的批評形式,不正應該超越而非服從社會正當性的管束?我有時感覺藝術家與評論家缺少「不合時宜」的勇氣,傾向呼應主流政治的方向。
4月
18
2024
首先,出於個人感覺的主觀陳述,憑什麼可作為一種公共評論的原則或尺度呢?我深知一部戲的生產過程,勞師動眾,耗時費工,僅因為一名觀眾在相遇當下瞬息之間的感覺,便決定了它的評價,這會不會有一點兒獨斷的暴力呢?因此我以為,評論者對「我覺得」做出更細緻的描述及深入剖析,有其必要。
4月
11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