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妄想》，是2015年阮劇團應臺北藝術節總監耿一偉的邀請，與紀錄片導演莊益增及顏蘭權合作，並以莊益增攝影的作品「家的妄想」為發想，共同創作的紀錄劇場作品。

我觀看的是2016年6月19日晚間在嘉義縣立表演藝術中心的演出版本。本劇由「紀錄劇場」的想像開始，經由實地考察發展的故事，鋪陳離開故鄉和家人，家鄉的荒蕪和漂泊的生活，最後回歸劇場的當下，以劇場為家作為結尾。我認為，本劇中段有兩段以墓地為場景的演出，展現獨特的觀點。

一段是由孫女撿骨開始，將祖父自淹水的土葬墳墓請出，請入新建的靈骨塔中。祖父離開土葬的墳墓，離開熟悉的環境，墳墓作為「家」的意義也不復存在。祖父在傘下不能接受日曬的處境，是以「死亡」為轉化，表現人們離開「家」和「土地」的惶恐，失去「故鄉」的感情化為鮮明的畫面，著實是巧妙的比喻。

另一段在靈骨塔的故事中，一名婦女幾經尋找，卻祭拜不認識的先人，先人以電視畫面呈現，接受供品，無法回應陌生的婦女，唯有向觀眾訴說身為亡靈，居住於靈骨塔的無奈。亡靈能體諒後人無法時常來訪的苦衷，卻依然期待著訪客，因為「鄰居」都是不熟悉的人。演出中選擇以電視機作為舞台上的墓碑，呈現當前人與人的關係中，情感單向流動以及冰冷的質感。而傳統土葬到靈骨塔的變化，其中與土地的關係對照現代遠離故鄉的人們逐漸增加，暴露人與人，家與土地的關係變得荒誕，造就回不去的故鄉。

劇中三個部分令我感到疑惑：

第一，在舞台上工作，身著反光背心及工程安全帽，如同建築工地工作人員的演員，他們為戲劇演出的一部分，但是顯得突兀。如為表現「家」的拆解或其他意涵，或是拆解舞台為表現拆解「家」，則開演前滑手機照相及打盹，在演出中及結束前，在舞台討論分配及安排工作等等，都無關於土木工程與劇場技術工作。即使本劇呈現以劇場為家的結尾，但應有更適當的處理。

第二，演出中放映劇團進行實地考察時的影片，在訪問新住民的片段中，安排演員飾演被訪問的新住民，此片段令人不解。雖然演出中穿著打扮與訪談中相同，但在舞台中剝蚵，其戲劇強度已經足夠。影片中的人物出現在劇場中，又舞台上的演員出現在螢幕，無法清楚感知影片與劇場當下的關係。再者，新住民的故事應是本劇的主題之一，劇場中安排演員述說自己的成長背景，但演員自身的故事和飾演的新住民相去甚遠，相同之處僅有移民後成家，落地生根和父母對於子女的愛。前者是國共內戰的結果，後者是臺灣人口結構失衡的現況，兩者背景及意義大不相同。表演中，僅有服裝稍做調整的前提下，觀眾很難清楚辨識是否是表現由一位演員飾演兩位角色。而此安排為表示新移民成家和落地生根對於故鄉的如何的情感？即使演員的成長背景極富戲劇性，此段處理也僅止於陳述現象，而不足以回應本劇對於嘉義東石新移民的觀點。

第三，在表演後段呈現拆台的景象，演員提及曲終人散的落寞。感覺此舉是為堆砌情感至最後一景，大家一同在後台用餐的畫面。由此畫面回推觀察時，模仿導演訪談到拆台完成，此段演出顯得細碎。如不為鋪陳，則顯得突兀且多餘。一同用餐的場景，強烈地表現「劇場就是家」的景象，即劇場就是表演工作者的「家」，呈現「家」包容的特性，間接指出劇團中存在「家」的本質。但自此放棄演出前半段，由離開家到墳墓的故事所建立的詮釋脈絡：構築「人」和「人」構成「家」，而「家」和「土地」以詮釋「故鄉」。在結尾僅表明劇場具有「家」的本質，作為在地劇團和土地的關係未進一步呈現，也因此無從構成劇場和故鄉的關係詮釋。

本演出宣傳雖然強調「紀錄劇場」，但實際演出無法符合「紀錄劇場」的種種形式要件，例如應以可為證據的各類型式資料為演出對白文本，透過演員在舞台上予以口述。本演出團隊於演出中，表明不清楚紀錄劇場，但紀錄劇場作為戲劇創作理論，應是提出新視野的方法而不為限制，「紀錄劇場」的創作堅持實地考察以發掘縱深和廣度，並藉戲劇帶領觀眾切入議題的意義，是時時存在於劇場中的。綜觀本演出，雖透過實地考察得到別出心裁的觀察，發掘在地的故事縱深，但對於人、家和土地乃至於故鄉的關係未能充分展開和產生完整的觀點，至為可惜，期待未來能產生更富戲劇色彩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