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依彣（2024年度專案評論人）

時隔六年，曉劇場再次搬演日本戲劇鬼才寺山修司的作品《毛皮瑪利》。原著不僅是一則怪誕的故事，更像是扭曲的鏡子，映照出人類內心深處關於身分認同、存在本質的焦慮與掙扎。

劇中的人物充斥著強烈的不對稱感，表面是和諧的家人，但實則人人都有各自的慾望。在這個幻想的房內，陽剛與陰柔、情慾和理性都被並置在荒誕的「家」中。

在詮釋這齣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作品時，可以看到劇團努力藉由說故事去勾勒與形塑作品中的種種符碼。但作為一齣跨文化展演的作品，曉劇場的《毛皮瑪利》卻依然陷入了眾多經典戲劇改編的困境，也就是如何真正「忠於原作」。這裡所稱「忠於原作」，指的並不是完全將半世紀前的舞台重現，而是當《毛皮瑪利》進入到當代台灣的觀眾視野裡時，是否還能體現出寺山修司創作原著時所想傳遞的精神與震撼。

本次《毛皮瑪利》的重新搬演，雖看得出劇組的用心，盡力保留了原著中的象徵意涵與結構設定，但編演時或許仍在呈現主題的手法上有所欠缺；單一角色故事呈演的破碎感與劇情連貫性不足的問題，不但致使混亂的情節未能被清晰地解釋，感受上也很難被觀眾所接納。

舉例來說，管家這個角色不斷在各幕間扮演著旁觀者、甚或是窺視者，更是身在房間中，卻並未參入瑪利與欣也關係之中的第三者，然而這樣的特殊性，卻未能良好地發揮應有的作用。

毛皮瑪利（曉劇場提供／攝影林政億）

具體而言，若我們已先提前預知此齣劇目所欲探討的命題——身分建構與病態權力，那我們自然能合理地推導出：管家在劇情間完全服從瑪利瘋狂的權力關係，就彷若被社會所規訓、壓迫的人群；而在幕間企圖成為瑪利本人的這份渴望，更彰顯了此番脈絡的病態。但若只單就劇情呈現的角度去發想，那是否真的能從觀眾的眼中，得到一個清晰且合理的註解，可能就得打上問號。

除此之外，水手的存在與意義也並不明確，更像是作為劇情推動者的功能角色，讓觀眾得知瑪利復仇背後的真相，兩人之間情慾的流動、瑪利對水手交織的情感都並沒有被交代清楚。水手本應作為一個前衛的角色，他扮演了這齣戲劇中的「正常人」，並以外來的身分來看待瑪利的所有過去，用觀眾的視角共同接收事件的始末。然而，他的震驚與難以承受，卻無法看到相對的呼應，反而是大量利用情慾的元素，轉而展現瑪利周旋在男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再次呈現瑪利對於人的絕對掌控。

雖然劇中的角色各自有著出色的舞台魅力，無論是詩人或管家，每個角色皆有獨立的「展演時間」，但正是這樣的安排使劇情結構被碎片化。導演似乎極欲渴望觀眾能夠辯證關於愛與恨的命題，嘗試在這個魔幻空間藉由極端的美學視角，去體驗一場來自「表演」的虛假，並接受它們都諷刺又真切地存在在這個世界中。但或許得先確立戲劇的世界觀、想傳遞的核心概念為何，每段拼貼橋段的目的意欲是否明確，否則若觀眾無法梳理瑪利身上的毛皮，便可惜了劇團試圖努力傳遞與拋遞的種種思辨。

毛皮瑪利（曉劇場提供／攝影林政億）

《毛皮瑪利》的母題，無疑是藉瑪利扮演母親的表演性質，去展現劇情最具張力的「虛構」與「真實」，也因此影射廣泛社會網絡中權力如何形塑個體、壓抑慾望的過程。劇作嘗試藉由欣也意識到權力不平等的時刻，去呼應極端的愛與占有會使關係導向毀滅性的結局。

而被虛構出來的「身分」與該虛構「身分」之外的真實，更進一步衍伸至性別的操縱，探索自我究竟是誰的覺醒。《毛皮瑪利》可惜的地方在於，欣也與瑪利應該有非常強烈的拉扯關係，並能催生出精彩的化學反應去顯現兩者身分的複雜。但在整場戲劇的編排中，事實上並未能感受到兩人在理想與現實裡各自掙扎的處境，也很難理解瑪利在故事結尾的作為與決定，一切都帶著些許倉促，無法演繹出劇中嘗試傳遞的理念。

在刻意被建構的家中，瑪利不僅利用蝴蝶讓欣也活在美好的幻象中，更能時刻恣意地「捕捉自由」；瑪利也不斷糾正欣也，讓他叫自己「媽媽」。身分認同的渾沌，彰顯了人物角色內在的脆弱、惶恐與無力感，當欣也遇到闖入的美少女時，他也被煽動、被誘惑，但始終選擇回到瑪利所編織的世界。然而，當殘忍的真相迸發時，欣也倉皇、不知所措地逃離。但當欣也再次歸來時，瑪利為他戴上假髮、畫上妝容，再次形塑了一個屬於他的欣也，一個性別錯置的男性。以性別為手段的操縱，彷若是為了了卻瑪利內心深層瘡疤下復仇的結局，觀眾無法去評析瑪利究竟是善或是惡的角色，卻足以深深體會他無法掙脫束縛，既華美卻無比脆弱的悲涼。

毛皮瑪利（曉劇場提供／攝影林政億）

《毛皮瑪利》在灰色第三空間，也就是既璀璨又衰敗的家中去探索是與非、愛與絕望，在不同人物立場與語境裡，去思辨愛的本質為何？在性別錯置的對調裡，探索控制與成全的對立，更在極端的華麗外衣下，嘗試理清對於生命的恐懼與疑惑。當舞台燈光定幀在瑪利孤絕的背影，離場觀眾不能就此卸下責任，相反的，我們必須面對一個難堪的追問：人們是否真比半世紀前更自由、更進步？原作描寫的那座布滿絲絨、玫瑰與傷痕的房間，本是寺山對保守社會的挑釁，也是對封閉權力、身分錯置與的觀照與重繪，可當台灣劇場界選擇再度開門迎客，牆上的魔鏡映照出的此情、此景，是否還是熟悉的困局？

或許，重新搬演的真正意義不在於解答，而是逼迫觀眾去凝視——凝視性別規訓、情感奴役，以及諸多對「完美角色」的病態執念。不妨思考：當代社會是否真已為欣也與少女準備好一條可靠的逃脫路徑？還是我們依然像瑪利一樣，內在分明竄動著恐懼、渴愛，卻寧可固守在華而不實的幻境之中？墜於「前衛」與「現實」落差的狹間，或許這正是經典重返舞台後，最迫切、最需要回應的，留給劇場與觀眾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