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袁愷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一年級）

四百年來，《暴風雨》（The Tempest）這部糅合魔法、殖民、復仇與寬恕的傳奇劇，始終在挑戰著改編者的野心——它既是對文藝復興時期權力結構的隱喻，亦是對人類文明本質的終極詰問。此次畢業戲劇改編以「女性普洛斯彼拉」為核心，將性別政治、後殖民批判與生態意識注入經典文本，試圖在學校劇場的有限空間中構建當代寓言。然而，從魔法棒到母職權杖的性別置換，從卡利班的怒吼到穿透殖民歷史的回音，從貴族假面劇^【1】到破碎影像的視覺轉譯，創作者在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的同時，亦暴露出對原劇權力邏輯的潛在妥協。當舞臺上的暴風雨既是被殖民者的淚水，也是女性統治者的分娩陣痛，我們不得不追問：當代劇場究竟能否在莎士比亞的海洋中駛出新的航路？

一、性別重構的幻象：從母權統治到女體困局

本次改編最顯著的突破在於對主角普洛斯彼羅的性別重置，將普洛斯彼羅（Prospero）改寫為女性角色普洛斯彼拉（Prospera）。這一性別置換不僅顛覆了傳統莎劇中男性權力核心的敘事，更將母職、生育與統治權置於同一具身體內進行辯證。在傳統解讀中，普洛斯彼羅對米蘭達（Miranda）的控制往往被魔法師的身份所掩蓋，而女性身份的設定則直接暴露出權力與親情的矛盾。節目單中明確提到，性別調整是「依據演員的性別」所做的改動，主要目的是創造「不同的視覺與情感效果」。^【2】在這個前提下，普洛斯彼羅改為女性角色普洛斯彼拉的處理，確實帶來了獨特的舞臺化學反應。但如若要放到性別框架下重新審視，這種性別意識的彰顯在劇中呈現得略顯斷裂：普洛斯彼拉對阿隆索的「恨意消解」說教突兀，使得女性主義的批判性被稀釋為口號化的「girls help girls」。並且製作中普洛斯彼拉既是流亡女王又是單親母親的雙重身份，本應提供探討女性統治者特殊困境的絕佳契機。然而實際呈現中，母女關係的刻畫缺乏足夠鋪墊，導致關鍵轉折顯得生硬。以及女王的「生育能力」被提及卻未與權力運作關聯，錯失連接當代女性主義話語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米蘭達那句「我不是女神，我是女生」的宣言，揭示了改編者對女性主體性的雙重解構：她既拒絕被神化為男性欲望的投射對象，又試圖掙脫母親以「復仇工具」之名施加的控制。這段表演通過燈光變化和演員走位的配合，將身份認同的轉折可視化，是改編中極為流暢的場面調度。可惜的是，這種反叛最終仍被包裹在貴族聯姻的框架中，米蘭達與腓迪南（Ferdinand）的愛情線雖加入歌舞橋段作創新嘗試，卻未真正挑戰權力結構——正如舞臺中央高臺的垂直分層，性別議題始終被困在既定的階級秩序之內。

二、殖民寓言的重寫：卡利班的人性與未完成的抗爭

卡利班（Caliban）的形象重塑是本製作最具野心的亮點之一。原劇中作為「野蠻他者」的他，在此版本中被賦予更深刻的行動邏輯：當普洛斯彼拉以「文明」之名強加語言與法律時，卡利班對罪名的拒絕直指殖民暴力的本質——侵略者將土地佔有的合法性建立在對他者人性的否定之上。演員通過肢體語言和聲音變化，將這個複雜角色從原劇的象徵性存在轉化為有血有肉的舞臺人物。「為什麼要接受不存在的罪名？」這句臺詞的現代化改寫，配合演員蹲踞地面的身體姿態，強化了被壓迫者的形象，使得表演與文本相輔相成。然而，當卡利班說出「我只能帶著憤怒生活在這裡一輩子」時，本應成為對殖民和解虛偽性的終極叩問，卻被貴族們乘船離去的「復活奇跡」消解為孤島上的獨白。這種敘事斷裂暴露了改編的困境：試圖以人性化改寫殖民創傷，卻未能徹底掙脫原劇的精英主義框架。

三、權力階級的舞臺：暴風雨中的假面再生

舞臺設計巧妙地構建了一個垂直的權力圖譜：高臺二樓象徵神性魔法的掌控者，一樓是貴族角力的戰場，負一層則囚禁著被消音的原住民。通過演員的走位和燈光變化，巧妙地表現了權力關係的流動。當《暴風雨》通過藍色大布與破碎投影呈現時，自然力量成為打破階級壁壘的短暫契機——底層水手在搖晃燈光中掌握生死，貴族卻高呼「陪葬是底層人民的榮幸」。這種對十七世紀假面劇的當代重構，揭示了權力運作的永恆悖論：所謂「超越階級的娛樂」，本質仍是壓迫結構的再生產。可惜的是，創作者對底層敘事的態度與原劇形成諷刺性呼應：水手們「復活」的機械降神處理，暴露了創作者對平民命運的工具化利用。更值得警惕的是舞臺語言的自我消解：燈光從暴風雨中的血紅轉向和解時長久靜止的蒼白，暗示著所謂的「放下」可能只是一種更為隱蔽的權力形式。魔杖斷裂的聲響在空蕩的舞臺迴盪，但高臺結構依然矗立，階級空間的物理劃分並未改變，這種矛盾恰恰揭示了劇作本身對暴風雨象徵力量的恐懼——他們寧願讓貴族乘船退場，也不敢讓海浪真正吞噬高臺秩序。而《暴風雨》從來不應只是敘事的插曲，更可成為結構崩塌的轟鳴。

但就劇場設計方面，該製作展現出強烈的實驗精神與細膩的敘事思維。三層舞臺結構暗喻著因果輪迴的哲學思考。兩側臺階與中央洞口的設置，使「米蘭和那不勒斯長得很像」的臺詞獲得了視覺印證——當演員穿梭於對稱的階梯時，敵對陣營的鏡像關係被巧妙凸顯。多媒介的運用展現出驚人的整合能力。藍色布幔通過演員的集體操控，在暴風雨場景中化作洶湧海浪，而靜態時又成為船帆；兩側箱體的開合既模擬船艙又轉化為島嶼地貌。最富創意的當屬傘具改造的潮水裝置——內部鐫刻著的藍色燈具在旋轉中投射出波光粼粼的效果，與人物移動形成流體對話。投影技術的多層次運用尤為出色：破碎的主螢幕既呈現魔法幻象和心理外化：如愛麗兒（Ariel）的數字分身和卡利班的痛苦面龐，又通過森林影像拓展戲劇空間，其裂紋更與前臺演員的走位形成危險張力。婚禮場景中，藍色花瓣突變為銀色碎片的視效轉換，配合燈光從暖黃到冷白的驟變，將浪漫氛圍瞬間扭轉為陰謀氣息，堪稱敘事節奏把控的典範。燈光與音效設計構建了完整的感官宇宙。法術施展時的紅色光暈與暴風雨中的灰色閃電形成色彩對抗，搖晃的頂光強化了船隻顛簸的眩暈感。聲音設計將自然主義與象徵主義並置：風聲雷聲的交響樂處理賦予暴風雨史詩質感，而反覆出現的「歌聲」母題通過人聲採樣與電子變調，既標誌文明入侵又暗示其虛幻本質。魔法棒敲擊時的聲光聯動賦予超自然力量以可感知的物理形態。特別值得稱道的是身體語彙與空間裝置的對話。普洛斯彼拉失去魔杖後的打鬥戲，利用高臺邊緣的傾斜角度設計出一系列驚險動作，這一設計以肉體性解構了魔法象徵的絕對權力——當她徒手將安東尼奧（Antonio）壓制在臺階轉折處時，肉體力量與建築結構的對抗完美詮釋了性別重置主題。而「最後的晚餐」場景中，突然塌陷的餐桌以物理性崩塌呼應權力解構，貴族們狼狽跌落的場面與卡利班從負一層爬升的調度形成殘酷對照。這些設計既服務敘事又超越敘事，使舞臺本身成為會表演的敘事者。

結語：暴風雨後的潮間帶

這場改編最動人的光芒，恰恰閃爍在它的裂痕之中。當上半場扎實的階級批判在下半場被倉促的和解需求碾碎時，當貴族的船隻載著投影中的「寬恕」優雅離去，卻留下卡利班在孤島獨自咀嚼憤怒時，這種敘事的斷裂意外地成為了未癒合的傷口，提醒我們暴風雨從未停息——它不過是換上了文明社會的西裝，繼續在權力的海洋上掀起新的浪潮。畢業戲劇的創作者們以驚人的勇氣保留了這些真誠的未完成態，讓這座魔法島嶼成為了照見時代精神的鏡廳。這些未完成的探索，遠比一個圓滑的和解結局更具啟示——它們證明經典文本從來不是供人膜拜的紀念碑，而是需要每一代人用新的傷口去丈量的航海圖。

在這個後真相時代，普洛斯彼拉的魔杖化身成母系權力，卡利班的島嶼被標注為戰略要地，而我們每個人都在扮演著風暴中的流放者與殖民者的雙重角色。當最後的燈光熄滅，那些漂浮在黑暗中的未解之問仍在持續發酵：當我們自稱文明時，是否正在施展新的奴役魔法？這或許正是經典改編的終極意義：不是重複四百年前的暴風雨，而是讓每個時代的驚雷，都在劇場穹頂下找到新的回音壁。所有關於性別、殖民與權利的宏大敘事，終究要回到具體的人在歷史中的困惑與抗爭。我們或許該放下對「完美改編」的執念。四百年前莎士比亞拋出的繩索，本就不是為了讓人繫緊答案，而是為了在暴風雨中測量深淵的深度。這場畢業製作最珍貴的饋贈，不在於它駛出了多遠，而在於它讓我們聽見：在那個被貴族遺棄的孤島上，卡利班敲打鐵鏈的聲響，正與觀眾席中此起彼伏的呼吸，漸漸匯成同一片潮汐。

注解

1、十七世紀英國假面劇（masque）作為宮廷娛樂形式，表面上是「超越階級」的藝術——貴族與平民共用同一劇場空間，共同觀賞演出。但這種「共用」實質是權力表演：貴族通過資助戲劇展示文化資本，平民的參與不過是被動接受統治階級的價值灌輸。

2、龔貞心：〈劇本改編：當代劇場的重新詮釋〉，《暴風雨》演出節目單，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