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光不確定地晃悠著，四個男人──分別為大叔、上班族、大學生、游民四種身分──站上紅塑膠椅，象徵中正紀念堂某個僻靜角落，就地小便。然而「小違禁」還不夠解嗨，還要邊高喊：「王建民萬歲」才能噴射，自爽的諷喻不言可喻。「那玩意」原來指男性器官，雄性肢體滿場跑，導演卻是七年級年輕女性。這戲其實無關情色，講的是小老百姓對社會說不上話的「閹割焦慮」。

時間發生在馬、扁兩位分處於台北市長和總統的數年以前，偌大「自由廣場」上的發生情境一下子收縮到私密黑盒子空間裡，以虛馭實以小搏大的象徵調度，和不願流失真實印象及其所激盪的情感的寫實表演，急切撲絞在一起，不免產生一種類似咬合不全的粗糙感，小孩開大車的稚氣，但這或許正反映台灣公眾對三十年來不絕於途的社會運動的反芻程度，結果這部戲的缺點竟和它激發我對現實的反思一樣多。

台灣社會運動從1980年代以來熙熙攘攘，當初站在街頭的人部分已進入政府位居要職，有些甚至也下台和入獄了，但要問社會大眾從社運學到了什麼？氣氛與溫度、動作與醒目，佔據我們的感官和心靈視野，使我們不見運動本質中的許多矛盾，也失去從這些矛盾的辯證中深化社運的機會。

首先，利用學生與各利害團體無涉的「純潔性」作為標榜，是「野百合」以來的傳統。但「純潔」難道是一種社會真空包？任何運動可以不和任何社會資源接觸而成事？到頭來運動的結果還是要面對各種利害團體的「協調」和利害「重組」，「純潔性」如何退場或保鮮是第一個矛盾。再者，社運成員背景多元，「抗議者」從來不是單一面貌，即使在某一議題立場相同，但彼此之間可能野因階級、族群、性別矛盾以至於路線溫和或激進的衝突等等立可被分化瓦解，這是「群眾」的矛盾。

社運與媒體的關係更是撲朔迷離：試問沒有媒體報導的社運是不是就是失敗的社會運動？而當運動必須創造吸引媒體的「動作」的時候，它就必須要有「表演者」，雖然好的表演者並不代表即稱職的社運者，但不管運動的目的如何，激情的表演總最先贏得舞台，收割成果。劇場將這種「社運表演學」做誇張化演繹：媒體禿鷹似地圍伺絕食者，等待獵捕戲劇性的一刻，將絕食者送醫之後，抗議現場立刻冷清如昔，乏人問津…。

這麼多年來各種類型的社運在公民意識中凝結出什麼？是這部戲帶給人最大的省思。除了如何與警察對峙、搏得版面、帶走垃圾等技術問題外，媒體推波助瀾下我們往往關注社運的「動作」，勝過「議題」本身，而「議題」又常被簡化為「標籤」而缺乏辯證（因為辯證太枯燥？），社運本質長期被表象化簡單化為熱血的演出，固然刺激無比，但也非常容易被消費。

於是三十年過去了，社運的老屁股還可以毫無愧怍地對懵懂著不知怒氣從何而來的大學生說：「社會這樣，要靠學生」；也難怪「純潔」的大學生可以理直氣壯批判一切、質疑社會（如今批判體制不僅沒有風險還變得很「酷」），然而一回頭，依然「聽媽媽的話」是無可質疑的道德原則，矛盾立時消失，純潔的光芒閃閃動人──這就是真真切切台灣美麗善良民主神聖社會的「理念」與「道德」，既荒謬又似曾相識。或許再過三十年，社運於我們仍是一個魔幻寫實的傳說，是溫度，是記憶，是動作，是情懷，是虛擬與現實的互相侵蝕，是真誠與矯情的雞飛蛋打。

很自然的發展下來：這一群先決定抗議再思考到底要抗議什麼的男人們，乾脆用手機網路（脫下鞋子當象徵）「直播」一場虛構的警民衝突──連對手都不必上場的戲，也難怪用不上那玩意！如此「直白」把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搬上舞台，至少其中渴望看明白什麼的決心勝過文青式自戀的惺惺作態，我想，至少勇氣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