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設想，當共同記憶是一道隱形的門，曾經走進那門而後穿越出來的人，對於時間的感受，將與一直身處於門之外的人，有著相當不一樣的感受！這不是在談世代差異的問題，而是時間裡確實埋藏著超乎我們一般理解的資訊或知識，而以一種存留在血脈裡的召喚，讓我們不得不需回返自我與他者共構的共同感中，去重拾那些被刻意或輕易遺落的種種稱……之為如骨骸般堆疊起的記憶。

這在島嶼生活的歷史中，顯得特別具有某種意涵；因為，這樣的意涵，正在加速的消失中。就以這門裡的時間而言吧！主要流動著冷戰／戒嚴兩種社會生成元素，將經歷過那樣時空的人，與世界構造緊密縫合在一起，不容稍稍鬆懈。從而，影響了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這樣的關係，在1980年代，顯現為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從一條河流的環保運動到反對美國農產品進口的抗爭，都形成一種激進的對抗關係；時間轉換，從抗爭的門走出來後，我們如何對待1990年代以降，全球化炒作或激盪的新自由主義風潮，則成為當下如何重啟對抗關係的關鍵。

在這裡，革命的想像處於衰弱的週期中；代之而起的，反而是個體意識在「去」組織關係的「無」共同體中，所體現的星際原子化狀態。大體是這樣的狀態吧！當我們重新翻閱了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陣線」的革命事蹟時，興起了超出浪漫想像的思考，並將它與網路世代的宣傳產生了跨越性的聯想！到底無論如何，以「查巴達」副總司令身份現身的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頭戴滑雪帽半掩臉孔的蒙面騎士傳奇，在舉世諸多好奇與猜測的流傳中，據說可能是年幼曾隨切・格瓦拉在叢林中打游擊戰的孩子，後來長大了，成為查巴達的一代傳奇革命者！

人們對革命者的魔幻想像，總是超乎現實以外，幾乎數千英哩之遙，這在副總司令馬科斯身上，一點都不亞於格瓦拉。然而，某一件事實是不容忽視的，且具體存在於馬科斯身上。首先，他創造了蒙面，而讓人人都因遮蔽臉孔，而有了共同的臉孔。深究其中的道理在於：就遮蔽臉孔而言，某一側面，恰是被國家體制與軍事鎮壓剝奪了世間的面相；但，藉此所生產出的抵抗，卻讓每一個武裝游擊中的成員，無論男女老幼都介入且形成「查巴達共同體」。

然而，這樣的共同體，最為關鍵的狀態，仍在於他們曾經穿越共同記憶的隱形之門，而後生產出對這世界的批判姿態與行動，且以革命為這行動命名。那是1993年12月31日子夜的起義槍聲，劃破天空之際。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墨西哥最貧困的鄉鎮——以電台廣播，直面向這資本世界，宣告他們抵拒西班牙殖民以降，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掠奪，以及對於新自由主義展開的武裝對抗。這裡，他們標示出自身作為瑪雅印地安原住民的身份，而且以著名的宣誓：「受夠了！就是受夠了」，針對長達五百年以來，自從哥倫布以一手聖經、一手利劍入侵拉丁美洲以來，種種以文明為假借的罪名的控訴。查巴達的行動，因為帶著強烈第三世界出發的世界觀，在一定程度上，粉碎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虛假面具，豐富著南方貧困國家的文化主張。

從這樣的角度，我們開始發現一種來自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抵抗，正漸漸成形，且受到舉世的矚目。而馬科斯本人除了將槍口指向革命的敵人之外，他最為膾炙人口，且與一場全球知名的文化行動產生聯想的，自然在於他的叢林書寫了！我非常喜歡他一篇稱做〈發問〉的文章。文章起始於革命者與原住民老人安東尼奧的對話，當革命者說著自己在「查巴達解放陣線」的種種經歷與挫敗時，出現了這樣的聲音：「不是那樣的。」叢林的安東尼奧老人竟然發話了。說得簡潔又似乎全知。老人說了瑪雅印地安的一則關於死神與生命之神的神話。

他說，有一天遊蕩於暗黑中的死神埃爾卡，與白日間前進的生命之神沃坦，相約必須前行，不能就地停留。但他們是二位一體，需相偕而行。於是，死神帶著生命之神走過黑夜；而沃坦則帶著埃爾卡，邁向白日的旅程。這神話故事，接近日夜的循環，是世界運行的倫理。重要的卻存在於行動本身。既要行動，則須相互扶持才得以前進，否則只能停留原地；接下來，老人又說了兩位神祇的行動方向。「這條路通往哪裡？」討論這個問題花去了神們不少時間。這是很有意思的隱喻。在這隱喻背後，說明了查巴達作為革命組織的文化行動指向，是在彼此的發問中，被開發出來的。如果，以我們熟知的文化語境來形容，便是創造一種稱之為「對話」的情境。最後，他們共同選擇的一條不容易到達的路；也就是「不知究竟要走多久？才會到達的道路。」。

他們出發，就如一般的民眾，走在漫漫的生活路途上，一如生命的征程！更重要的是，他們從未抵達，也從未放棄。只是，在發問中前行，未曾停下腳步。

2.

我們說了很多相關查巴達的事蹟。如果，只是為了填滿自身需求的文化想像，當真是文化精英們通常的罪行。但，這樣做，其實，只不過想找到一種更為貼切的方式，來回應自身所從事的民眾劇場，如何以文化行動現身於社會實踐的經歷！且讓我們從一首詩，作為發問的起點吧！

睜開眼，看見一起蹲著的身體

在風頭水尾，準備站起身來

霧霾，降落在家鄉每一寸土地上

來吧！來聽聽我們的心跳聲

錯亂的節拍，是根在田土裡爆裂的聲音

是鰻魚的靈魂，在劇烈的掙扎

是斷了氣的西瓜，在尋找呼吸的方向

這樣的詩作，主要是為一個被人遺忘的小小村庄而作；在這裡，刻下的深深烙痕，是犧牲者的印記。其背後，恰恰潛藏著pm2.5巨大的陰影。空污pm2.5，非但在島嶼西海岸引發社會大眾的高度關切，甚且將議題延燒到全台各地。可以說，台灣空污已成境內工業污染的普遍性問題，引發民眾的抗爭。差事劇團自2014年進入這小小的村庄：台西村，與村民展開「證言劇場」。以民眾戲劇出發，進行回到民眾生活當中的戲劇活動，帶有身體的社會美學性質。亦即，不僅僅在劇場之美的需求下，從底層受害民眾攔截戲劇題材或語境；而是經常性地思考：如何將劇場的表現，轉化為與底層民眾共同的文化行動。

高橋哲哉，日本東京帝大哲學教授，福島縣人。在他著名的著作《犧牲的體系》中，有一句名言就寫在書的封頁上：「憑什麼要別人為自己(可有可無)的利益而犧牲」。在被犧牲農民的田野中，我發問著：「劇場與田野紀錄的關係，應該可以從這句話，尋思種種困境與入徑。」

就這樣，2015 歲末風寒，演員李薇扮演的腳色，以濁水溪為象徵命名為：「濁」。她手裡握著一個羊頭面具，準備著代罪羔羊的儀式。「你們說的犧牲，就是我們……」她僅有的台詞。而後是一場舞蹈。正當她以傾斜的坐身，微微顫抖著身體之際，寒風中，舞台上方垂降下一具防毒面具。這是《女媧變身》這齣戲碼，訴說備受空污霾害，飽經重金屬荼毒而身罹癌症的村民，從內心底層發出的吶喊！衝撞在我腦際的，又是高橋哲哉那句話：「社會將羔羊視為解救自身的存在而崇敬奉仰著。」引人深思。

社會如何以找到代罪羔羊而來逃避自身的罪責，又將之供奉著以解救自身的存在？當我們這樣發問時，不也同時在追問自己：「這又憑什麼呢？」而這樣的提問，既受用於事件的加害對象，也受用於對這樣的加害，懷抱仁者之心或批判意識的人。這是劇場與底層受害現場，發生初步關係時，我經常對自己的發問。一開始，會去想：作為知識份子的自己，能夠透過書寫、攝影、影像、或劇場……為受害者發甚麼言？漸漸的，便也發現這提問本身，是工具性的道德癖好在作祟。當然，這是一定要存在的感知。因為，僅有透過這樣的感知，我們進一步卸下了和受害者之間，並不對等的視線關係。從而，找到走進犧牲體系所編織起來的、繁複且細密的權力關係網絡中。

2016年夏日，在《藝術觀點ACT》刊物上，書寫了一段話，仍具某種參照價值：

在劇場裡，以ACTION來延伸「表演」之外的「行動」，有其特殊且深刻的意涵。主要在於，表演對應於空間，到底是服務或某種文化性的佔領，生產的內涵將完全不同。一般說來，當其內涵為服務時，我們見到的恰恰是當下習於慣性的表演活動；如果是佔領時，這項表演與其稱作活動，更確切地說，應是一種行動的主張。

那時，常思考如何因著「返身」於1980年代的時空，重拾「冷戰/戒嚴」體制下，文化反抗的共同記憶；並因而得以在劇場中，以文化行動來述說庶民演員的「變身」。「返身」的召喚，讓我提出身體行動的語境；然而，這又與多年思索社會反抗如何「變身」成為文化抵抗，發生多少連帶呢？這樣的發問，引領著劇場行動前往「誰是犧牲者？為何成為犧牲體系下的一環？」的現場。並且，開始轉化「劇場與現實的關係」為「現實如何『變身』為劇場的關係」。

這誠然是一件令人深切反思的事情。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這恰是1990年代最初，從亞洲第三世界出發，開展民眾戲劇的源起。當我偶而這樣思考，並經常陷入瓶頸時，眼前浮現的，彷彿都是戴著滑雪帽的蒙面騎士，不分男女老少在叢林中前行。他們都是埃爾卡和沃坦。「征途有時陽光燦爛，有時風雨如晦，但那並沒有甚麼不同。」這回，他們這樣發問時，也同時回答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