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再見2》是台中大開劇團創團16年的年度製作，由導演水毓棠以口述歷史的方法，引導團員們分享個人生命故事，集體編創而成。DM與節目單揭示作品的核心意念是：「說再見不是告別，是為了再次與自己相見。」

劉達倫設計的舞台極為乾淨，宛若系統傢俱，有著一致單元結構但不同高、低層次的抽屜櫃，以ㄇ字型環繞著舞台，構成中心區空的空間，供演員和大道具在不同場次做不同發揮、予以賦義。抽屜櫃本身，則是戲中不時製造驚喜的有機場景。

戲之初始，觀眾席燈猶亮，舞台上出現了由吳秉威擔綱、戴著紅鼻子的小丑。從其眼神和動作，可知他意識到觀眾的存在，但無逗人發噱的把戲，只是靜靜地、慢慢地翻找整理箱內的物件，饒富興味地取出端詳、把玩，而後收藏到不同的抽屜櫃中。如此重複數次，觀眾漸漸會意物件乃是屬於人、關乎人的，每一個物件，都與特定的生命經驗連結，乘載著待人挖掘的故事，而小丑，便是人們生命故事的收藏者。導演表述小丑象徵著一種能夠幽默、遊戲般看待生活中的沉重或壓力的力量，因此隨著戲劇開展，他不只是收藏、啟動或旁觀他人的故事，也偶爾以遊戲者的姿態參與其中。

全劇採片段式(episodic)結構，共有五段關於「再見」的故事，彼此之間情節、角色互不相屬，純因小丑的選擇而產生連結，分別敘說因父親悅納甜蜜而沉重的負荷，而與自己生命原初的意義相見；關係緊繃的家人因長輩離世使得衝突白熱化，卻終於再見親情寬容、溫暖的一面；對身體缺乏自信的人們，經由秀導與外物的輔助，得與自己的美麗相見；受社會價值與自我夢想拉扯而困坐愁城的創作者，找回富於創意和想像力的自己；遭遇嚴重車禍而備受摧殘的身體和心靈，在痛和愛之中，與步行的能力以及一度失去的寶寶重新相遇。除第一、三段有著相對輕快、詼諧的調性，其他段落負載著巨大的衝突和戲劇張力。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詩學》中嘗言：「歷史講述的是已經發生的事，詩講述的是可能發生的事」，「詩所說的是普遍的事件，歷史所說的則是個別的事物。」口述歷史劇場的挑戰來自於如何從取自真實的個別情境和已然之事中開掘出普遍性，或曰記憶的公眾性，讓觀眾得在這些故事中與自我相遇。一般而言，這些基於真實生命經驗的故事，由於當事人自我揭露的勇氣和誠意，人物、事件細節的完整性，極易使觀眾產生同理，具有獨特的魅力。然而，口述歷史劇場將個人歷史公開化，意味著當事人處於一種公開自我的風險中－理想的狀況是敘說者因他者的同理而獲得療癒，觀眾因旁觀他者的生命經驗而獲得淨化，但亦可能出現觀眾未產生同理的感受，而敘說者在自我揭露之後徒感失落。

所幸，《再說．再見2》以大開劇團的資深團員為核心，他們不僅具備紮實的戲劇表現力，也擁有長時間的共事情誼，在現實生活中即是彼此生命流轉的目擊者或參與者，因此，在通過劇場美學轉化個人歷史時，能夠基於互相同理和成就夥伴故事的心意，以整體(ensemble)為念，使表演、舞台、音樂各元素恰如其分地支撐著敘事，敷演「對人生的懷疑、對核心價值的選擇的掙扎、與自我內在陰暗混亂的爭戰、真的面對生死交關後的體悟」等人生處境。由於敘事和場面調度(mise en scène)流暢，加上演員的情感飽滿且真實可信(authentic)，許多觀眾隨之笑與淚，甚至在演後主動向演員致意－有的給予加油，有的則表達自己如何受到這些故事的啟發。易言之，演員的記憶，經由劇場展演的公開化，得以被集體保存，甚而產生集體淨化(catharsis)的效果。

我在觀劇過程中，感動有之，疑惑亦有之。除了不斷思量第三場戲在內容和風格的適切性，尤其在意口述歷史劇場「再現」的倫理。本劇中的五段故事雖然都以「再見」作結，但多數段落包含當事人意外、急轉、受難的歷程，符應Aristotle悲劇的要件。當我在台下目睹當事人親自扮演「已成為歷史的自己」，再次承受巨大的壓力、病痛、混亂時，固然對「劇情」和「角色」湧起恐懼和憐憫，卻也不時跳出戲劇框架，擔心如此未經「距離化」（distancing)的派角和再現歷程，會對當事人造成二度傷害。我在演後詢問第五段故事中的主角蔡依玲，她回應，遭逢意外與傷痛的當下，是不便對關係親近因而容易互相牽動的親友揭露的，故作堅強是一種出於善意、維繫關係的保護色。對她而言，這次能夠在舞台上展演當時的經歷，毋寧是一個面對自我，也揭露真我的寶貴機會。我推想，口述歷史劇場突顯了演員處於「虛構」與「生活」兩可之間的識閾狀態，當他們能夠在信任和支持的關係中共事，便有機會在戲劇和經驗互文的遊戲空間中，使自我獲得擴充、整全和療癒。

大開這個由劉仲倫成立，以社區劇場起家、在地深耕16年的劇團，未因歲月而遺忘「讓中部人可以認識、享受戲劇並進一步的分享與創造共同記憶」的初衷，能夠留住團員而一同逐年資深，著實難能可貴。我相信也正是因為這些團員擁有了更多的生命經驗，更深的相互理解，和寫實表演的深厚功力，才能使《再說．再見2》成為一齣真誠和質感兼備，足以展現大開劇團劇場專業、自信巡演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