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人無端進了瘋人院之後，如何證明自己不是瘋子？編導饒曉志設計了七個彼此陌生的成年人，醒來之後莫名發現自己置身精神病院，於是開始想盡一切辦法離開。如果精神病院的用意在於矯正精神失常，那只有證明自己精神無誤，才是離開病院的唯一途徑。劇情的問題意識設定得非常有意思，一開始就引起觀眾高度好奇；其進行的軸線亦相當清楚，透過定義明確的角色安排，觀眾自始就等著編導如何演繹問題意識，接著拆解「瘋子」，最後如何找到出院的路。一齣觀眾都已經接受問題發端，也可能早可以猜測結局的戲，要靠什麼抓緊觀眾兩小時的注意力？我想一則是精準的角色設定與演員表演的功力，另一則是在拆解的過程中，事件本身可以不斷引起共鳴、提供餘味，於是看到編導的實力。

劇中七位角色一共安排了律師、司機、醫生、歷史老師、記者、公關經理、銀行職員，編劇細緻地照顧了每一個角色的完整性，每個角色都指射了其社會功能與造成的社會問題。雖然角色很清楚設計服務劇本，少了一點角色間彼此的自然關係與發展；但也是如此，劇本作為隱喻的目的相當直接，每一個角色都為了回應某種目的而來。就角色的目的性而言，這種設計有點類似歐洲十五、十六世紀的道德劇，只是饒曉志更精準地針對當下中國社會而設計。換句話說，饒曉志將每一個角色都踩在改革開放後當代中國的脈動上，或者希望透過其角色所代表的職業達成他寓言目的，又或者角色被職業的預設帶到不知何處，但可以確定的是，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於這個社會與歷史空間。七位演員在身法、眼神、聲情、舞蹈、走位所形成的張力、以舞台空間的配置呈現強弱、疏遠等，都看到舞台上的演員如何可以在幾乎兩小時不下場、不換場的高強度壓力下，毫無冷場而全神貫注地推演劇情的進度。七位演員大量的台詞與其中隱含高度複雜的邏輯論理，都擺明挑戰演員的口條與思維間高度搭配與運作；演員間的默契與協調，整場幾乎不見差錯。原以為是這些演員早已千錘百煉的合作無間，但在演後座談中，才聽導演提到，這七位演員又分屬不同城市，這是第一次以各自的角色，在臺灣合作演出《你好，瘋子！》；依賴的是抵台後，即刻進入不見天日的排練，才能確保演出品質。

如何在事件上不斷引起觀眾共鳴，即使角色與事件本身看似具有某種現代社會的通性，但真正精彩之處還是在於饒曉志以精神病院的寓言，曖昧暗示了當代中國、 歷史老師、少數民族司機、評書、最高權力機構委員會、義勇軍進行曲、唯物辯證法等。在否認自己是精神病患的過程中，當代中國以及中國如何變成這個模樣的議題不斷被帶出，這方面嚴厲批判了當代中國的難堪；但還非僅如此，另一段以承認失常換得認可正常的設計，角色又以所有對自己的否定，期待換來出院的機會；那麼那些親身經歷的故事、那些痛過、苦過的記憶，究竟還算不算數？至此，饒曉志以正反的辯證堆疊起劇情、情緒與問題的高點。

結尾之前，饒曉志帶出了一段巧妙且令人驚嘆的設計：聖經約伯記。精神病院院長自始就以近似上帝的位置與口吻，從不露臉但以其絕對意志，想施以電擊就電擊、想強迫餵藥就餵藥；眾人毫無抵抗能力，只能順從。正如聖經中的約伯一般，絕對信仰上帝，就是唯一的救贖。精神病院隱喻的當代中國，聽命的是哪個形象再現的上帝？是資本、是共產黨、是否定的記憶、是扭曲的報導、八面玲瓏的公關，還是憤怒？正當這個院長的絕對意志幾乎將劇情導向唯心主義的結論時，饒曉志以院長的口吻點醒了約伯記與當代中國被忽略的切面：約伯的獻祭。無論約伯是不是最後得到救贖，是不是由上帝恢復了約伯所有的犧牲，但重點是：有人獻祭了。這一個提醒，將原本幾乎在精神病院（當代中國）裡以院長旨意推敲出院可能的唯心論，轉折至歷史現實：那些最後得到的救贖，都是因為太多無名而且已被忘記的獻祭，才換來可能的「出院」，換得今天的存在。換句話說，出院，回到正常，根本血跡斑斑。

如何不說教卻又呈現高度自省，如何演員提供精彩表演卻又不失嚴肅，令人動容卻毫不濫情，《你好，瘋子！》給了一個絕佳的示範，也提供一則當代中國青年編導視野與處理細節的洗鍊之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