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親密關係中選擇交往或是結婚對象時，應該如何進行選擇？台灣京崑劇團《齊大非偶》利用了千古知名的成語典故作為故事主軸，並從歷史層面加以分析、揣測人物在國際邦交之間的情感成因。

《左傳》與《史記》都對春秋時期的齊、鄭、魯三國的政治婚姻進行精要、卻同時留有大量想像空間的歷史紀錄。鄭太子忽為何拒絕齊國的聯姻？文姜為何與其兄長齊襄公苟合？魯桓公又是基於何種因素與文姜成親？而在三個男人之間的文姜的情緒轉折又是如何？歷史的架構，給了劇作者能夠按圖索驥的的契機，而史家未明言的空白，卻給了劇作者龐大的想像空間，使之在《齊大非偶》一劇中，能夠在史實與虛構之間得到平衡，並且思索人物幽微的內在轉折。

曾永義教授在演出之前，曾撰文簡說編劇王瓊玲教授在史料剪裁與補白上的用心，讓整齣劇能夠在歷史的脈絡之中，看見人物在政治角力之下的豐富情感。也因為有歷史背景作為支撐，編劇方可運用兩組主要人物的對照，以及丑角名姓的諧音暗示負面人物的性格。

無道齊襄的無仁無義、文姜在戀情中浮沉而失其可愛，最終要對照的是有情有義的鄭太子忽與虛構人物蒹葭的情感。雙生雙旦的對照，看似絕對的性格對比，映襯出彼此之間的光明與黑暗。而在兩組人物的對照之中，弒兄奪位的魯桓公則更是當中人物情感轉折的要角──他與鄭太子忽相反，選擇鞏固統治權力的政治聯姻；與其成婚的文姜，則忿於未能與其心儀的對象順利成婚而繼續亂倫關係，最終招致桓公之死、莊公恨母的結局。

因此在對照之中，兩組人物──尤其是文姜與昔日姊妹蒹葭的的對話，幽微地道出了這段歷史的可能成因：文姜自言得不到心中所愛，婚姻當中亦未有幸福之日，只能選擇繼續與兄長的關係；蒹葭是當事者，也旁觀事件的發生，道出「若非姊姊身處在虎狼之中，又怎會招致今日的結局？」對照與對話，都靠著舞台上的圓來促成，一則分隔出對話空間，二則如同「風月寶鑑」的鏡子對照兩種性格的兩個結局，更暗示著看似圓滿的一段關係當中，必然有其不圓滿之處。因此雖是圓滿之鏡，鏡面卻滿是裂痕。

不知是劇作者的有心或是無意，在處理齊襄公與鄭太子忽的角色塑造時，由於遵循史實，而使得兩個人物的性格塑造是絕對的對立；在面對文姜與蒹葭時，蒹葭的真情卻表露出文姜的無奈、更促成文姜的悲劇，使得人物塑造更為立體。但在兩組對照之中的魯桓公，少了弒兄的權力慾與殺伐決斷，卻多了在婚姻與政治關係當中極力討好的滑稽，既是懼內、卻又不懂生活情趣的「魯男子」，反而脫離史料的撰述，而顯示出男性欲在自身情感表達、家庭關係、政治利益上的調和與行為的笨拙。

至於文姜的亂倫之淫，劇中則挪用了《紅樓夢》中刪除的「秦可卿淫喪天香樓」遺簪更衣一節，作為魯桓公揭發此事的契機，而此節乃是敘述秦可卿與賈珍翁媳亂倫事，故此處的挪用，似也為文姜之淫出於多情以求解套。因《紅樓夢》第五回中十二釵曲文稱秦可卿「宿孽總因情」，判詞則謂「情既相逢必主淫」。因此文姜與齊襄公的宿孽亦出於情，然此情卻非正情，而是在自身多情與情場失利與人際環境等外在影響的交錯下成為偏狹之淫。

史料沒說完的，就留給戲劇來說。但說的內容是否能夠完滿的道出人物命運的促成，劇作中仍帶有了大量的想像與詮釋空間：文姜何以願意如此，真是由於得不到所愛與處於虎狼之間，又或是另有隱「情」？鄭太子忽真是因為齊國勢大而不願與之婚配，還是聽聞了齊國兄妹的特殊關係？而魯桓公雖是為了政治利益而成婚，但倘若齊國兄妹的關係人盡皆知，又為何在劇中全然表現出一無所知，直至東窗事發才全然知曉？而這些空白，似乎是史家與劇作家難以用文字說盡的內容，恰如序曲所道的：「史記文、春秋筆，載不完人間情事。紅氍毹、菊部台，訴難盡文史珠遺。危脆心、纏綿意，禍福相倚自悲喜。留與那、茶飯後，撫今古且嘆且疑。」給予觀者更多史料與劇情當中載不完、訴不盡的珠遺與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