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離家書與家族史後的諭示《天諭之徒》

蘇恆毅 (專案評論人)

戲曲
2021-09-03
演出
長義閣掌中劇團
時間
2021/08/28 19:30
地點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音樂廳

2021年2月時,長義閣掌中劇團推出《掌中家書.朱一貴》(以下簡稱《掌中家書》)一劇,透過將布袋戲與現代戲劇結合,訴說朱一貴故事對長義閣家族史、以及在臺灣史上的意義,同時也有為布袋戲的表演形式打開新局的意義。

《掌中家書》的多層結構敘事,較明顯的其中兩條為:以現代戲劇呈現的長義閣家族史,與以布袋戲呈現的朱一貴故事,兩條敘事線相互結合對照,點出劇中「阿公與朱一貴都是同一種人」的情感投射。至於劇中作為引子的禁戲〈林沖夜奔〉,則隱微地以「戲中戲中戲」的第三條敘事結構,作為對抗時局禁錮的背景與生命張力。

演出半年後,長義閣則將其中現代戲劇的內容抽離、修編為本次推出的《天諭之徒》,將敘事內容更聚焦於朱一貴在「天命」所趨下,從發跡至敗亡的歷程。從內容而言,《天諭之徒》只對《掌中家書》中朱一貴的部分進行細部修整、並無大幅改動;從主題而論,則有從家族史轉向討論「天命」之於朱一貴做為「人」的影響力;從演出效果來說,對於在《掌中家書》身兼戲劇演員的藝師來說,《天諭之徒》的修編,或能更專注地在偶戲表演上,觀眾亦可免於布袋戲與現代戲劇在同一表演空間中,兩種演出形式相互輔助、卻也彼此競逐的感受。

從劇名來看,朱一貴的發跡是「天諭」:編劇刪去了原《掌中家書》王玉全委託和尚宣傳朱一貴帶天命一段,僅留下和尚對群眾宣傳,與王玉全求卦得「一貴為王」的藏頭詩兩段情節,使「天命」成為人造時勢的「人為」結果,而真正的「天命」——即第五場憶往中提到幼時曾得指點必須離群索居、否則將帶來災難——反遭埋沒。真實天命的隱沒、與人造的天命被揚升,進而強化朱一貴起義不僅是群眾擁立的黃袍加身、更具有稱王的「正當性」。此正當性亦區隔引子〈林沖夜奔〉為時勢所逼、奔上梁山的主題,更為此劇之反諷天命留下伏筆。

朱一貴稱王,看似是天命,實為人造時勢與個人選擇所趨,此事對群眾而言是英雄,對政府而言是流寇。此種雙重特質,實質上與〈林沖夜奔〉等《水滸傳》梁山好漢並無區別,且最終迎來的都是悲劇——此點從朱一貴敗亡,並對王玉全從不說完《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的故事感到遺憾,王玉全則點出兩個故事都是觀眾不喜歡的悲劇可知。因此編劇將〈林沖夜奔〉做為《天諭之徒》的引子,從表面上來看,是對只看到前半齣〈林沖夜奔〉的劇中人指出朱一貴與林沖雖都是反抗者,但前者卻更帶有天命所示的正當性,可為群眾所追隨;對於劇外的觀眾認知的《水滸傳》結局、與演出所呈現的內容來說,則同是時勢造英雄,以及選擇後難以回頭的喟嘆與惋惜。

此外,《天諭之徒》修編後的主題移轉,不僅使敘事主線更為聚焦,同時也令《掌中家書》未能找到適當的對照處的朱一貴與阿春、吳外與花姐此兩組的情感,較可得到妥適的安置處。在《掌中家書》中,由於家族史與朱一貴生命史的兩條敘事線綰合為劇中的大脈絡,人物情愛的部分僅能成為點綴式的柔情轉折、或是劇中的笑料。

但《天諭之徒》在抽離做為前提的家族史後,儘管兩組人物的情感鋪陳內容不變,卻反而能夠使抗爭與情愛經由人物在生命中的無數選擇被結合,諸如朱一貴為何選擇接納阿春、為何選擇與阿春母子生死別離的結局;做為對照組的吳外與花姐,雖是插科打諢的甘草角色,但打鬧中逐漸看見彼此真心、且一前一後希望在陰間相會而赴死。兩組人物雖然在愛情的表述方法與命運結局各不相同,但這當中卻是經過人物有意無意的選擇而形成的對照性結局,表現出在亂世衝突中,不同性格與身分的人如何表述他們的情愛。

以作意來說,朱一貴故事之於長義閣,是相當重要的故事主題。從1997年《南臺灣風雲錄:鴨母王魂斷六腳溝尾寮》以悲劇英雄的形象塑造朱一貴的形象,到2021年《掌中家書》以朱一貴故事對家族史與臺灣史的重大意義,再至《天諭之徒》以「天命/人為」的諷喻角度來看朱一貴稱王的過程。

重說故事,是對前輩的致敬,也是從不同時代的角度與方法重新詮釋故事。

《天諭之徒》雖然以「天命」做為命題,但敘事當中,卻無不呈現出人為的操作與選擇,除是反諷天命的不可違逆外、更諭示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所選擇的——無論是選擇走上沒人走過的路、或是選擇走下人生的戲台皆是。此種詮釋角度,也是長義閣對朱一貴故事的再次翻新,從而闡釋「命由己造」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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